雄仔悟语

与朋友通信，谈到在新加坡，特别是在公务员体制内，人的梦如何一点一点地被榨干，从源头那清澈的小溪，最后必将流入浑浊的大海。接着，朋友写道，“新加坡，我好想爱您，但一直在改变中的您，我一直无法扎得稳。”于是，自己就忍不住给她回了这样的一封信：

……

至于说鲁迅，当然，这只是一种年少轻狂的自我感觉。毕竟，我还是一艘未经风浪洗礼的小船。然而，人其实不怕撼动铁房子，把在里头沉睡着的人唤醒，至少在新加坡是如此。更难的是，唤醒后又要怎样？醒了，是否就意味着更好的时代将到来？中国这过去一百年，摆脱了所谓的封建专制，换来的却是所谓的人民专政，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在瓦解了根基之后，却还未找到属于自己的footing。政府、知识分子、群众之间的博弈，军阀割据到国民政府到毛泽东时代再到改革开放，大家都仿佛处于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精神世界里。再有智慧，再有气节，经过一次“百花齐放”后的“反右运动”，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大部分人就立即投降了。时代如此，人，有能有何所为？

可在新加坡，我们并不是被共产党领导，我们也不像中国和印度这些泱泱大国，基于历史和文化因素而形成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也因为这样，我能体谅“疲惫”，但我不能容忍“麻木”——这里，我理解的是一种悲观、被动的麻木（下面会谈到另一种正面的麻木）。前者仿佛天天要睡觉，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后者，却在很多时候，不外只是人对现实的逃避。或许，如果生活在战火之中，或是处处被强权威胁，俨然活在《1984》的那个世界里，那我说，我可以了解为何人会麻木。但新加坡？在这里，有什么好麻木的？除非，你是对“转变”便得麻木，觉得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但这已是对“麻木”的一种悖论，在词典里应称为“适应”。

这个国家，再过个20年，政治上是否能保持稳定，人民与群众的关系会如何转变，都还是个未知数。意识到此危机的人，不论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估计很难不去担心。至于那些不“以天下为己任”，而只想好好过日子的“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有了网络，大家也不再那么沉默），正是因为不断地被外部环境推着前进，才会怨声载道。但在这个国家里，只要警惕自己要时刻地“动起来”、“走下去”，人是可以生活得很好的。至于生活的质量是否足够充实，这就见仁见智。我承认，比起新加坡，我更喜欢香港，便是因为有事没事总能找到自己想参加的艺术展或音乐会，或是到某个制高点去看海。不过，我也常提醒自己，这种生活，不是都市人的常态。不只在新加坡，大部分发达的东亚国家的上班族，都是活在一种被挤压的状态中的。然而，越是被挤压，人就越该以自我的方式去抗拒，否则就会真真成为自己厌恶成为的机器人。这也是我为何坚决“抵制”麻木。

记得我提过要把在香港留学的感触汇集成一本《与市相容的苍凉》吗？其要探讨与述说的中心问题，便是挤压与抗拒挤压。市区的浮华、草根的沧桑，原本都是假象。其实，大家都一样被挤压，大家都一样活得很累，却各自有寻求解脱的方式——市区里的人，也许选择去pub，去karaoke；草根的人，选择遛狗，选择闲逛。生活方式的迥然不同，只是表象；归根结底，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都在被压抑和抵抗压抑之间徘徊。而到最后，大家谱写的其实都是一首首悲歌，却在其中学会生存，明白这是他们所无法逃避的命运，于是，变得“苍凉”。因此，如同“虚无主义”（nihilism）常被误解为悲观主义一样，“苍凉”也被视为一种贬义词，一种类似“麻木”的状态；但若这种感受是真正经过一番思辨与咀嚼后，才得以被承认和接受的事实，那么，“苍凉”是一种“正面的麻木”，一种让人坦然的pessimistic in the mind, optimistic in the will的生活状态。你会发觉，这其实就跟佛教的“空”很像：所谓的“看透生命”，排除生死，以出世的态度去应对入世的生活。现代的都市人，需要的是这种“麻木”——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的体悟与气魄。

话说回来，这爱国与不爱国的问题，也是复杂的。我从不认为国家机制能够让我们去爱国；相反的，爱国总是我们自身“小宇宙”的个人抉择。你提到的“自己爱上新加坡，却不知道她到底爱不爱自己”，这点我可以理解。也许，有时我们需要去问问自己，究竟所付出的和得到的，是否真的能够成正比。人，终究是市侩的动物。而有时，我也会想，或许，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在迁就现行的体制，而觉得只被利用而不被疼惜。其实，在这小国中，终究有许多small pockets of fresh air是等待我们去发掘的，因为再完美的social engineering，也必定有其弊端，有其不足。当你找到自己那片小小的天地时，你就会发觉，原来，我们的国家始终像一个“严父”般，不将他多么爱你挂在嘴边，而是以隐含的、简接的方式在给予我们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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