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仔悟语

尊敬的老师：

往年这个时候，我总会为应该写些什么而感到迷茫。今年，却有数不尽的话，想说给您听。毕竟，我想，这世上除了父母之外，没有什么人比起老师，更关注我这“小孩子”的成长。

终于，我即将结束在大中国留学的6年生活。4年在上海，2年在香港。期间虽完全没涉足欧、美，却愈加对亚洲有切身的了解。念本科时，我以中国为中心，辐射日本、韩国和印度。近两年，则因在港大结识了来自泰国、菲律宾、缅甸的好友，又与导师到印尼培训来自马、泰、柬、菲、印五国的中文教师，于是我开始关注东南亚。今年头到了埃及旅游，其间到了开罗大学，参观了中文系，与师生进行了互动，从中也渐渐对中东与非洲大陆产生兴趣。

成长的过程，因此而多姿多彩。近来，我也开始在想，也许，我应该效仿Gombrich的《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找人合编一本《A littl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填补我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对区域文化发展史的空白。或者，编本《亚洲故事，亚洲想象》，让华文成为一个认识亚洲文化的途径，突破华文只为了解中国文化的狭隘。这几年，活在全球化的前沿，让我意识到“世界观”的重要性。以后的孩子，要摸清自己是谁，估计还需要先培养“世界观”吧。

然而，尽管国外的空中确实弥漫着自由而多元的气息，我却愈加渴望回到安逸的避风港，就算我有多么厌恶安逸而无趣的人生。感觉上，我已开始对种种纷扰而无情的社会现实，感到有些倦怠。以前，总觉得新加坡是个吸取人之灵气的漩涡；如今，老实说，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想尽快回家，完成国民服役和NIE的培训，然后开始教书，在教育界闯荡。因为，体制再怎么无情，也绝不及目睹孩子饿死路边，或是贫民窟被无情铲平，或是战乱的威胁与摧残，或是为了利益而丧失道义与尊严，来得叫人无助与无奈。

而且，这两年在香港的学习，加上华文教学改革的永无休止，让我觉得有那么多等着去做的事情。懂得了许多理论后，就愈加希望把它们落实到实践中，使华文教学成为一门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完成了关于教师实施新小学华文课程的300页硕士论文，我不觉得自己在学术上有多大的建树，却对许多华文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有了意识，有了反思。而且，听着师长们述说着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也重拾了一度差点被遗忘了的“教师之本心”。还有，在最近关于小六会考母语比重的大辩论中，为《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撰写评论的过程，也让我亲身体验了华文是何等地被政治化。但同时，也感受到所有教师之间一种莫名的“群体感”。

这一些，都不是实际的教学经验，却是我开始“磨棱角”的过程。以前，总有老师会担忧我的理想幻灭。我却逐渐认识到，理想总需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才能称之为“理想”。近年来，我也发觉华教界有好多“圈”。但我仍然坚信，只要不过度的理想主义，也不被局限牵着鼻子走，理想总能在现实中，超越私心与派系利益，找到它发芽的土壤。

一名老师曾跟我说过，做任何事都要“真·实·不虚”。这，我始终谨记在心。

我也不太担忧华文会在新加坡一蹶不振。6年来，我发觉，“和平崛起”的口号背后，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骨子里有着一股傲气。这源于他们自信心的提升。很多时候，周遭的70后、80后，会不自觉地在言语中，透露某种偏执。“韬光养晦”，只因为大家都意识到社会目前所存在的各种弊端和不公。有朝一日，许多的国家都难逃被中国的影响力“和谐”化的命运。于是乎，中文即使不能取代英语成为世界的主流语言，至少也会与英语相抗衡。因此，在新加坡，华文即使没落，也必将有其“复兴”的一天。此路崎岖坎坷，但起码并未毫无希望可言。我是如此相信着的。

然而，如果说，以前的我，在潜意识中畏惧知识、畏惧真相；那么，现在的我，因获得了知识、管窥了现实，对现状所折射出的未来，并不觉畏惧。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自己不够了解过去，不够了解历史。眼前的一切，有太多埋得太深的根。早在拜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前，我已经发觉，自己对华文教育的过往是多么的无知。

特别当历史走到了这样的一步，让艺术家和史学家有契机和空间，去挖掘过往那些被蒙上面纱的片段；又知悉最高领导人即将出版关于双语政策三十年的“正史”时，我的内心开始沸腾，以至于竟萌发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念头：写一本关于华文教师半世纪以来的奋斗史。甚至，我还想好了书名：《闪电下的野草》。前代人为理想奋斗、牺牲，当代人的理想依旧被压抑得悄无声息。两代人之间，有着契合点，却需要一把薪火，来传承使命感和力量。

所以，若您愿意，日后有时间和机会，希望能与我分享您的故事。

我希望，当我的同代人成为执政者时，这些书能够化为现实，并获得出版——而且，希望到时能够找到年轻的读者群。但在那天到了之前，我想，这个教师节，我还得好好去摸索，“人”字究竟怎么写。6年下来，其实我也只学会了一点：要把人当人看，不论贫富贵贱。放到本地教育发展上，若真想做到“天生我才必有用”，还真不是单靠改变体制、课程、教学法就足够的。还真需把学生当人看，也把教师当人看。

在此，祝愿您有个愉快的教师节！

炜雄，于香港大学

2010年9月1日

附：《啊～原来你是没有教学经验的小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回顾了他上世纪50年代就读马来亚大学的经历。其中，王教授提到，经过了二战，当时的大学生们都认为英国人应该离开，并知道他们将在承接殖民地统治的基础上，塑造一个“马来亚国族”（Malayan nation）。

但这个新的“马来亚国族”应该由谁、以什么形态来建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象与愿景。在王教授的记忆中，当时的青年对此课题的理解，并没有统一的共识。

那一代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站在殖民主义瓦解的历史边缘，找寻着自己能够依托的信仰。历史也许没有让所有人的梦都兑现，有些人甚至为了梦而付出了自身所未预期的代价。但是，在那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中，大家对生活、社会、政治和文化前景所持有的憧憬，应该说是一致的。

因此，不论终而成为一代功臣，或只是无名小卒，那份敢于做梦的勇气，怎么样都值得受到尊重。

历史长河，滔滔翻滚。走过半个世纪，新加坡的人民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梦，但新的成就总是延伸出更多的新挑战。到了当前的历史阶段，国家有了基本的形态，国民也愈加拥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部分人也有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于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获得了与世界接轨、来往、互动的机会。很难说我们的时代就一定比五十年前来得更复杂，但我们做梦的舞台，确实已从马来亚和东南亚，扩大到了全世界。

然而，迎来了更大的做梦空间，我们也无法不问自己：在“逐梦”与“务实”之间，我们如何作出权衡，使梦不至于虚无缥缈，同时又不会因获得了物质的富裕而不思进取、失去干劲？对于这片土地，我们到底有没有感情？如果没有，我们为何选择留下；如果有，我们又希望在下来的几十年里，为自己、为孩子，培育什么样的生活土壤？

上一代的人告诉我们，要在外闯荡，但是把家当做“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也说，除了物质追求，“新加坡梦”还要包括养儿育女和公益的善心。但这都是“大人们”的答案。即使再怎么尊重权威，我们依然希望有质疑和反思的权利，从中找到自己心中的那把尺。

这也是为何当我得知，就读于英、美、中、新四地的新加坡大学生，决定在这个暑假，围绕“梦想与现实”的问题筹划青年论坛时，便难以按捺心中的兴奋。论坛名为Singaporeans in Conversation，但我更喜欢它的中文名称“新心相印”。正如筹委会发来的简介中提到：“虽然我们无法找出一个完美的方案，但是这次聚集来自不同背景、在不同国家深造的新加坡年轻人的座谈会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我们希望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在年轻人的梦想以及新加坡的现实之间， 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以做到真正的新心相印。”在网络留言发达（以至于几乎猖獗）的年代，青年们在公共场合进行对话，在我看来，不失为脚踏实地做点事情的表现。

更叫我感动的是，为了确保与会者有足够的发言、讨论与相互反驳的时间，筹委会虽邀请了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部长维文医生担任嘉宾，但却不安排任何主题演讲。两个小时的论坛，将围绕“物以累聚”（生活方式与物质追求）、“功不应求”（工作与教育）、“社在人为”（社会与文化）和“政锋相对”（政治发展）四个课题，全程以部长和与会者之间的问答与讨论的形式进行。

感觉上，这就像是请部长来当箭靶，让百余名年轻人向他放矢。但是，也只有当领导人暂时脱下权威的外壳，与年轻一代来场赤裸裸乃至血淋淋的对话，才叫人尽兴，也才能真正让青年们就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思考，从不相信中找到最真诚的信仰，进而逐渐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

最后，我想引用台湾作家龙应台近期在北京谈“中国梦”时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健康的美好的家族大梦……大到可以容许里头的人，每个人都只去想他自己小小的梦。是这样一个大的、自由的、宽广的梦，才值得追求。”历史走到这一步，个人在追求物质需求的同时，如何打造一个属于自身的“精神家园”？这个社会接下来又将需要怎么样的一种胸襟和思维模式？

在憧憬着“自己小小的梦”之余，我想，青年论坛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去怀想这岛国几百万人未来的“家族大梦”。

（“新心相印”青年论坛，将于8月28日在公共服务学院举行。欢迎本地青少年踊跃报名出席。报名网址是http://sginc.sg/，截止日期8月24日。）

本地一所名校的两名学生，进行关于青少年叛逆的调查研究，与我进行了电邮访问。以下是他们所提的问题，以及我所给予的答复。

1. 你本身对叛逆的定义。

我没有对“叛逆”行为进行过研究，因此无法给出一个科学性的定义，只能是凭感觉提出一种描述。

从字面上去看“叛逆”一词，两个语素都带有“反”的含义。这意味着，叛逆的前提是有某种“正确”标准的存在。所以，若简单地解释“叛逆”，就是青少年对既定常规（existing norms）的反叛、逆行。我们一般会认为，叛逆需要化为可被观察的实际行为/行动/言语，但在我看来，叛逆是意涵很广的概念，也包括思想和心理上的叛逆。后者往往会进一步导致行为/行动/言语的表现，但这不具必然性。

这是对现象进行“减法”而得到的最具普适性的定义。然而，深入思考，“既定常规”包括哪些方面？谁是确立这些“常规”的权威（authority）？这些“常规”是否又是一成不变的？这是现实所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任何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所无法逃脱的重要课题。

2. 叛逆在什么时候算是“过头”？

延续以上的回复，由于“常规”牵涉的方面千丝万缕，我这里只提三个比较关键的环节：法律上的规范、社会道德/伦理的规范、以及关于生命/生存的意义的界定。

任何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会把群体约定成俗的规矩，化为成文的法律条文。新加坡以严刑峻法著称于世，但再严苛的法律体系，其基本作用是几乎一致的，即：为一个社会确定不可逾越的底线，以维护整个社会的正常关系与运转。因此，如果问我，当青少年的叛逆行为触及法律的界线，并突破国家所设定的底线时，就算是“过头”。我们一般将这些青年称之为“不良”青少年，也就是英文中的delinquency。在未触及这底线之前，充其量，只能把青少年叫做是rebellious，即所谓的“叛逆”。

第二种社会的“常规”，属于社会道德/伦理的范畴（我在问题5中将说明我如何理解“道德”（morals）和“伦理”（ethics）之间的不同）。这里没有办法悉数所有的相关规矩，但基本上，道德与法律的根本不同在于，如果后者是确立底线，那么前者往往是从最“理想”的行为常态去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一个人所应具有的品性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换言之，法律确定bottom line，道德是确立ideal state。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于是会将青少年某些与道德/伦理规范不符的行为，视为“错误”的，并对其大加批评。但要记住的是，这方面的“错误”，不是逾越底线，而是还为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因此，只是“不足”，并非绝对的“差错”，也就很难说是“过头”（本访问中，问题3即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类规范，是关于生命/生存的规范。举个例子，我看过好些少年，对自己的父母不满，而以伤害自己的身体，如用penknife在自己的手臂上一刀一刀地划下去，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们叛逆吗？绝对是。但他们没有犯法，因为此行为直接伤害的是自己，没有侵犯他人，而且也还未到达自杀的地步（当然，在本地法律中，自杀也是不合法的。这是否合理，是另外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不赘述）。而如果以儒家《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为，他们也算是犯错了，但现实是，在当今的青少年思维中，还会有多少人真的理解、接纳和实践这句话的道理？那么，这种自残的行为，算是“过头”吗？这就有些因人而异了。对我，作为教师，我会觉得是过头，但这种判断，只是出于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的一种担忧和关注，并没有实际可依据的规矩或条文。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有许多的问题，如“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是‘我’”、“我的生命属于谁——是属于一切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是只属于自己”等等，都是属于生命/生存（existence）的哲学问题，属于信仰（belief/ faith）的领域。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答案也就不同，标准也就不一，无法一概而论。

3. 最近，有几名青少年在餐馆内不只糟蹋食物，还吃霸王餐，不付钱而离去。你对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

如果以上述的不同类型的规范来看，青少年糟蹋食物，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但不付钱而去，就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了。所以，对吃霸王餐的行为，我认为是“绝对的错”，因为直接侵犯了店家的权益，也破坏了交易中的平等关系。但对于糟蹋食物，我只能说自己“不敢苟同”，因为从我个人的价值判断出发，在这资源短缺的世界中，糟蹋食物的行为要不得。（但扪心自问，我们自己难道就从来没有浪费过食物吗？浪费，也是一种糟蹋）

4. 除了“心理危机”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其它导致叛逆行为的因素吗？请加以解释。

我不太理解这里的“心理危机”特指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理的。

造成叛逆的原因和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要尽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原因，需要对大量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和访谈。但在我所接触过的学生和青少年中，家庭因素经常是一个造成叛逆的主要原因。双亲离婚、单亲家庭、家庭暴力、家人嗜赌等问题，经常使青少年失去可依靠的生活重心，于是只能投靠身边的朋友。接着，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

当然，也有一些青少年，家境是很不错的，或最起码，没有什么严重的家庭问题。他们的叛逆，在我看来，则更多是成长过程中“寻找自我”的过程。这并不只是一般人常描述的那样，青少年为了要确立自我，于是找寻各种方法（包括叛逆行为）来标榜自己的特殊性。我认为，其实归结到底，很多时候，就是青少年精力旺盛，以至于过盛，于是需要找寻某种渠道，来使这些多余的精力得到释放。“好”学校的学生，比较少出现极端的叛逆行为，并不见得是因为他们乖巧，而是因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习和课外活动上。对很多的青少年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找不到他们感兴趣而又具正面社会意义或建设性价值的活动或途径，来疏导他们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开始谈恋爱，开始迷上网络游戏，开始结对出游；有时，因为交友对象或其他因素，就跨过了某种限度，于是就成了未婚先孕、网络沉迷、非法集会乃至私会党。

5.你认为青少年问题该怎么解决？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不太喜欢用“问题”来描述青少年的叛逆，除非是那些需要投入大量社会资源来“解决”的不良少年犯法行为。这是因为，扣上了“问题”的帽子，好像一切都是青少年引起、必须由他们自己负责的事情。我情愿用“危机”（crisis）一词，以表达青少年需要帮助，但他们本身也有值得我们以同理心去理解的一面。

对于那些已经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解决方法是需要多管齐下地对症下药的。犯法的，需要感化院；有严重心理问题的，需要心理治疗和医疗；进入私会党的，需要协助帮助他们脱离而不受纠缠。

但对于一般守住底线的青少年来说，也就是类似我在教学中碰到过的学生类型而言，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很简单而根本的方法：

一、        从“大人”的角度，关键的是一个沟通与互动方式的问题。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读过我《青少年的存在危机》一文，但不知是否已经理解。该文要说的一点，其实很简单：在新加坡这个以儒家思想为轴心的国家，特别是在华族社群中，常常会以“道德”的标准去评判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但实际上，如我在问题2中提出的，“道德”是一个理想的标准，而不是底线。当然，我并不否认道德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问题并不是道德的，即所谓何谓对或何谓错的行为。问题是伦理的，即人与人之间是什么样一种关系，亲情、友情、爱情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古代那种“三纲五常”、“孝悌忠信”，在当今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需要或值得保留的，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不是单靠道德所能够决定的。甚至，正因为我们常常以“道德”的标准去要求年轻一代，导致不同世代之间的人，缺乏对话和沟通的机会。没有了言语的沟通，或者是能够让情感相互磨合的相处模式，最后剩下的，就是硬碰硬的沟通，就是一种对立式的“叛逆”。所以，青少年问题，需要“大人”们对自身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也要求“大人”们调适我们与青少年沟通与交往的方式。但与此同时，青少年们也需要给予同样的反馈，在得到大人们的“尊重”后，也要学会给予大人们尊重，并意识到，“吃盐比你吃米多”这句话，有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在背后蕴含着深切的爱意。

二、        从青少年自身而言，关键的是找到不同的途径，而且是要具有正面意义或价值的途径，来让青少年们释放与疏导他们多余的时间与精力。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慢慢在开放，也逐渐承认人的多元性，肯定不同的才能。但是，如何进一步让青少年们能够有机会，接触不同领域的工作或活动，从中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是教育体系和不同的社会组织，所需要进一步摸索的。同时，虽然无法要求每个青少年对自己的生命之意义和价值有所反思，而我也承认，这种思考需要有一定的生活历练为前提，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青少年要找到一个可以倾诉心声、讨论一些课业以外的课题的人，其实不容易。就我个人而言，我只能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观察学生的需要，找机会跟他们谈，以各种途径跟他们“做朋友”，并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能力，选择适当的语言跟他们对话。这个befriending和引导的过程，有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当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不断改变的这样一个时代。你们也是少年，对此肯定有自己的体会。

那么，就从这里说起。

那么，就从这里说起。

每次看完一本小说，或者一部电影，我会兴奋或者欣喜。但是，欣喜的背后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思考。很遗憾，我很容易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融入别人的人生。而你说过的，你不太喜欢看小说，因为觉得人生短短的时间，光是体验现实、审视自己的人生都还不够，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活一次别人的人生？当然，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并且其实也已隐含了你的价值观，正如你以前的“轻狂”，但无奈我却是喜欢这种“轻狂”，因为它让你变得自信，并且让我觉得它可以助你不断地向前走下去。

昨天，我跟你说过我担心猩猩会走上自我封闭的小径，其实，那也是曾经我在你身上所看到而没有说出来的。也许你说得没错，现在的猩猩正犹如之前的你，“小有得志，却轻狂无比”，但是，退一步说，我们还年轻，轻狂一点又如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正因为我觉得自己甚至已经失去了这种轻狂的能力，那是一种可以令人义无反顾，向前而不断探索自己、认识自己的绚烂途径。而当我们努力迈过这一切，站在成熟的高岗上，回头看看那时候的自己，我想你也不会后悔甚而赞叹自己曾经的不羁。是否，这也是你现在对猩猩的期许？

很久我没有见到你写的博客，当然关于教育与学术的稿子之类的文章我显然是不太会花时间去看的。说实话，因为我不想认识那边的那个你，因为我觉得认识一个人的“全面”是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反而，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你的心情；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地认识现在的你？

当然，你并不似我这般无聊且空虚。而其实你或许知道，更多的时候我不愿意把内心的忧伤与焦虑全都加诸于你们。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让自己所喜欢的人、所爱的人去共同承担你所有的痛苦还是忧愁，因为这样痛苦会加倍，忧伤会加倍，烦恼会加倍。也许你们会说那是分担、“兄弟是用来害的”，但我心里面所想的是“兄弟是用来爱的”。而且，我至今仍深深地执着于这样一句话：“即使背靠背，我们都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孤单。”反而，更多的时候，只要你们在我身边，那就足够。正如一首《身边》，你静静地宅在楼上的房间，我则静静地坐在楼下桌前，做不一样的事情，看不一样的画面，却过一样的时间。

有很多时候，你会让我觉得又爱又恨，反而不像猩猩那样，让我喜欢得更加纯粹。但我不喜欢你经常捕捉我不想回首的，抑或是已经湮灭了的回忆，你总是在适当或者不适当的时候，突然间呈现给我许久不曾出现的画面，虽然有短暂的美丽，但是，你知道，更多的是无奈或者是惆怅。你不知道，我的内心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才可以抵制不会重复受到创伤。有时候，我却喜欢猩猩默默地在我身边。附和我也罢，不理我也罢，但他静静地，他或许知道我在想什么，他或许知道我在难过什么，但是他知道我不想说之后他会一句话不说。我很喜欢他这样子。也是他，在毕业以后的日子里，持续影响着我，改变着我。他告诉我要去爱，并且去大胆地说出来；他教我要说真话，说实话，怎么说出来；他让我明白要有梦想，并且 不惜代价去追求……我喜欢这样的猩猩胜过以往任何时候。

但你，或许觉得我不愿意对你敞开心扉。而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断地尝试将自己的心门禁闭，并且不愿意去开启或者深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你们当然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比如罗猩猩，我其实很久没有跟他谈心。我或许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要干什么。假使我不知道，但我看着他，我看着他在做什么，然后我可以慢慢猜测或者想象着他要干什么。于你，但我看不见你，这倒是很可怕。不过，或许我们几个人之间永远会有牵扯不断的线，正如隐形的桥梁，总有办法贯通另一个人的思想。

然而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方能再见，祝好！且耐心等待我们的下一次相见，到时候我们再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唱歌……

最后，祝你生日快乐！

那么，就在离开前说两句……

两周前，到来之前，读着你的博客，“我熊即将自远方来”所反映出的期盼，让我有些雀跃。不过，说真的，我并没有很期望你会向我“坦露心中郁结”。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看过一部连续剧，讲述几个新加坡青年在云南教书的故事。当年的我，一边哼着该剧的插曲（由梁文福创作、叶良骏主唱的《扎西德勒》），一边立志有朝一日，当自己有能力时，也要到中国的偏远山区走一回。

十年后，凭借公共服务委员会颁发的教育奖学金，我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刚进入复旦大学不久，我就决定，大一的暑假，要实现多年前的那个梦——到农村教书、扶贫，看看城市以外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面貌。地点，就选在了云南昆明。

于是，与几名志同道合的新加坡友人和两名大陆同学，组成了一个团队，花了半年时间，向在上海念书和工作的新加坡人公开募捐。最终，筹得了四万元人民币。大部分的金费，用于修建四座水泥桥。一座在交通主要干道上的大桥，用于通车，促进运输的便捷，进而提高农作物所为乡民带来的收入。其余三座是小桥，主要建在学生步行上学时所需跨过的河道——据悉，这些河道都曾发生过小孩在雨天过独木桥时失足跌入水中被冲走的悲剧。剩下的两千元，主要为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添购文具、书籍，和一些游戏用品。

2005年7月，实地生活的两周里，乡里的壮汉天天在工地上施工。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则几乎天天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一些他们从未上过的课：我们从网上下载了中国各地名胜古迹的照片，让孩子切身体会外边世界有多大，希望在他们心中植下“走出去”的种子。我们教导学生洗手和讲卫生的重要性，也利用简单的材料，展示科学实验。并且，通过游戏，教导他们什么是团队合作、怎么样谦让、怎么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才能……

回想当年，自己是多么青涩、单纯，以至于有些浪漫主义。也许，能实现儿时的梦想，是一件叫人雀跃而欣喜的事。但后来，当我开始往长远思考时，才发现，真正的扶贫，并不像连续剧，大结局就完事了。可持续性，成为了我思考的首要因素：就凭我，一个学生，能否持续不断地为乡村建桥、盖学校、拉水管、铺柏油路？如何真正帮助孩子从山区走出来，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如何让农村的孩子，在进入城镇后，找到应对城市生活的自信，同时又不迷失自我？

最后，从06年开始，我决定不再组织一次性的团队计划，转而依能力所及，资助几名成绩优异但家境贫困的高中生，希望他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也正是限制了帮助的对象及活动的范围，当我年复一年地绕着相同的山路，到相隔几十乃至几百公里的数个村落进行家访时，我反而能够更切身地体会农村的发展和成长。

07、08年，令我惊喜的是，原本布满小石子、雨天就一片泥泞的山路，很多都铺成了柏油路。在距离昆明市接近一天车程的则黑镇，建起了一桩由白砖砌成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而中国政府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推行的“三免一补”（免杂费、课本费、文具费，发生活补助金），也着实让我感觉到，农民的生活负担是有所减轻的。然而，我当时注意到，有些小学的建筑，已出现了严重裂缝。后来，我就没到过那所学校，不知在发生汶川和玉树地震后，是否已有进行相应的补修措施。

而两周前再次到访昆明时，从一名彝族友人那儿得知，经过去年的旱灾，政府已拨款协助他的村落建了一个蓄水缸，并重新铺了新的导水管，解决了长久以来因钢管生锈破裂所导致的水源不足问题。而农村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之快，甚至有些叫我乍舌。在离昆明市约七十公里的禄劝县城，有些地方，两年前是农田，目前已盖起来小区，建筑可与一些上海的小区媲美。到处可见刚种下的树苗的痕迹，估计过个两、三年，就将成为可乘凉的绿茵。两年前我还嫌这县城有些过于寂静，如今却多了许多网吧，还有不同规格的卡拉OK。我住的宾馆旁，就是一个隔音设备不那么到位的歌厅，顾客的嘶吼声彻夜不止。一个来自偏远的撒营盘镇（离昆明市以北150公里）的年轻人告诉我，这种休闲消费，就连在他老家也已经开始盛行。我问他，这会不会使学生沉迷网络？他告诉我，现在网吧都采用实名制，而且必须以身份证登录。警方对这些场所的监察也非常严格，定期抽查，抓到一个18岁以下的未成年学生，要罚200元；抓到十个以上的学生，立刻吊销执照。严刑峻法这一套，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五年前，我带着一股傻劲，投入到农村扶贫的工作中。五年后，我继续做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但也多了一份世故，在静心观察及与人交往之中，以旁观者的姿态，观摩农村的发展。对于有进步的地方，暗自欣喜；对于需要改进之处，有所自知，心怀期盼。云南农村对我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讀著浩威的《回家》（《早報•文藝城》6.25），才知道，原來我們的第一次見面背後，隱藏著一個由固執到懂事、率性而純真的成長故事。這大哥哥的文字，難得稚嫩。樸質，是深藏不露的刻意，喚起那懵懂年少的童趣，還有異鄉遊子的矛盾與掙扎。

但至少，他能回想，也能悔過。我卻無法舒坦地那麼做。回憶之於我，是體驗溫存，也是顧盼傷痕。拋下患癌的母親，遠走高飛是一種無奈的自由。我和她的最後相處，永遠定格在病床邊的我寫下“雄愛媽媽”那瞬間。我以為，時光能讓我釋懷；但記憶的所剩無幾，讓遺忘都成了一種掙扎。

人，沒必要糾結於過往。或者說，愛，並無所謂過去、現在或未來。我加倍地愛著我的爸爸和弟弟，延續她對他們的愛。我為雲南的孩子們，還有身邊的“小朋友”們，付出我能力所及的一切，是一輩子的將功贖罪。我只恨因為從來不知怎麼好好地照顧自己，使她的幽魂，難以得到安息。

也許，我就是在以這樣殘忍的方式，牽制她的離去。又或許，她的血液早已滲透我的肌理，使我無法成為一個獨立而完整的個體。

与几位在本地小学执教的朋友聚会，聊起了近来的小学教育检讨。大家似乎都只是关注一些具体的行政举措，如在小一、小二阶段，以更多元化和持续性的评估方式来取代年终考试，以及在给分数以外还要就学生的个性发展予以建设性的评语，等等。接着，就是对这些“额外”而“无谓”的“行政工作”，大吐苦水。

那么，这次的检讨，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如此地追问那些教师朋友们，得到的却是含糊不清的回应。当然，也有人能说出诸如“软技能”（soft skills）和“全人发展”（holistic education）等官方术语。不过，问他们：这些，对于你的教学，意味着什么？换来的，是片刻的沉寂，一脸的茫然。

以前的我，对于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感到诧异。但这两、三年来，随着自己接触许多教育界的同僚，我也慢慢地学会了体谅老师们的苦。怎么说，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但工作量有增无减，加上必须兼顾事业与家庭，许多教师的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即使腾出了一点闲暇时光，我想，教师们也没有精力和意愿，去对教学变革进行“反思”。

然而，这一次的小学检讨，真的不只是、也不能只是体制上的变革。我们只需到教育部网站上，看看这次检讨的四个“理想成果”（desired outcomes），就会明白，教师和家长的亲身参与，有多么重要。

比如，其中一个理想成果，是将学生塑造成“有自信，能明辨是非，具有适应力和韧性，了解自己，有判断力，能进行独立和批判性思考，并有效地与他们沟通”的人（笔者译）。这些形容词，单从字面意义上是不难理解的。不过，放到生活实践上，就不再是那么单纯的一回事。

以“明辨是非”为例，传统的教育，会灌输我们一些道德规范，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但我这六年在外留学的经验，让我明白，道德的指引，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就像当我走过路边一个年幼的小乞丐时，我会很想“施舍”，但同时也会考虑，我给的几元钱，可能是在资助小乞丐背后的人口贩卖集团，使更多的小孩子遭受迫害。是给，还是不给？

在黑与白之间，还有许多的灰色地带。未来，当我们的孩子长大，走向世界时，他们将会发觉，伴随他成长的许多规范和行为范式，都会受到挑战。因此，在孩子受教育的过程中，从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角度出发，向他们灌输基本的对、错原则和标准，是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愈加需要与孩子共同面对伦理、道德、思想及行为上的矛盾或悖论，并教导他们，怎么样理智、恰当地作出判断和抉择。

当师长的观念，与孩子的看法出现差异时，那更是教导孩子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师长是选择以“我吃盐比你吃米多”的姿态去压制孩子的想法，抑或是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教会孩子以理服人，让彼此取得共识？这考验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和老师。要孩子学会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辨，我们自己必须先跳脱服从权威的框框，学习如何以开明而不失威望的方式，与孩子进行沟通。

以上所谈，只是冰山一角。教育部在界定“新时代”所需的技能与价值观时，还包括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他们不断在质疑与反思中树立“好学心”；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他们的主动性，使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创新；还有培养社会自觉性，使学生积极关怀周遭的人，并以实际行动协助他人改善生活。这些，都合乎时宜，而且有助填补本地教育一向来的缺憾。然而，只有当师长们能意识到其历史性的意义，这些“理想成果”，才能化为现实。

扪心自问，在许多方面，身为师长的我们，也不一定就具备这些特质。比如，我就发觉，本地许多教师，对于在公共场合提问，有种本能的畏惧，也习惯地把许多想法，全往肚子里吞。有些教师，总督促学生要多阅读，自己却抽不出看书和思考的时间。所谓言教不如身教，要培养出“新时代”的学生，也许，我们首先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个人品质与教育方式，问自己是否跟得上社会与世界的变动。

教育，就像农耕。体制能够给的，只是土壤。播了种之后，农作物能否茁壮成长，靠的是每一位农夫的巧手。没有人能够预测天灾何时会到来，但只要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关注着农作物的成长，适时地浇水、施肥，我们将能培育出更加坚韧、不畏风雨的累累硕果。

陈炜雄

白心籀

今年是语文特选课程成立的第二十个年头。每个里程碑，总少不了一些纪念性的文字。但是，到了真正要下笔时，我却迟迟不知该写些什么。和眼前打开着的文档一样，脑袋一片空白。平日文思泉涌，此刻却只能傻傻地望着停留在一处、不断闪烁的光标。

顿时，记起在复旦求学时，一名教授说过：“写不出文章，不是文字的问题，而是思绪没有整理好。”于是，决定播放点音乐，看看是否能有灵感。耳机里，响起了黄韵玲的《出发》：“……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记着我曾经那样的为你心动，记着我的梦想，我的努力，我的真心……”

许多过往的画面，开始浮现。思绪像个不听话的孩子，从一个点跳跃到另一个点，牵引着时间，回到2002年。那时的我，平日不怎么看故事书，从来不翻阅报纸，也没接触过四大名著或四书五经。一个完全没有文学功底的十七岁少年，毅然选择修读语特，靠的，就只是一份懵懂，还有莫名的直觉。

人不都这样吗？在进行抉择的当下，总不完全知道前方的路是崎岖或是平坦，也不知究竟会获得还是失去些什么。回忆，也许就是为过往的一切赋予某种意义，选择要铭记于心的珍贵教训和感悟，并卸下不必要的包袱。然后，继续往前走。

踏入淡马锡初级学院“传薪阁”的第一天，还真是有些战战兢兢。现在回想，我当时畏惧的，不是老师的严苛，不是同学之间的竞争，不是那必须熟读的《红楼梦》，而是我自己的无知。

赤裸裸地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虚心求教。印象中，自己还真有点如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所形容的那样：一有空就在老师身旁，“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当时年幼，还达不到“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境界，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应该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高中两年间，语特的老师们还规定我们，每个月要交一篇创作稿。文体不限，字数不限，最重要的是原创性。当时，为了交差，只能逼着自己在应付忙碌课业的同时，学习打开自己的眼、耳、鼻、舌，观察周遭的人、事、物。不论是在公园里看花观鸟，或是蹲在垃圾桶旁观察和挑逗一只蚂蚁，回想起来，都是宝贵而难忘的经验。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熏陶中，我慢慢学会如何跨出自己的偏执与狭隘，意识到生命中的许多盲点，并重拾了孩童时期那种“游戏”的乐趣。

也可能是高中阶段的这些锻炼，到上海念大学时，读着周作人的散文，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为何对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俳句《苍蝇》情有独钟。“不要打哪，苍蝇在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这背后的情趣和禅意，需要用心才能领会。到印度的贫民窟教书时，漫步在仲夏的新德里街头，我本能地明白，身心的疲惫，不是忽视或无视他人的借口。而初到香港深造，感觉到孤单时，路边一朵紫荆花，天空中展翅滑翔的一只老鹰，总能令我释怀，并慢慢地找到了勇气和自信，去面对并逐渐爱上这座城市。

语文特选课程，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必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影响。在文学和文字中打转、翱翔几圈之后，有些人走上了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道路。有些选择成为语文教师，继续传承前人的薪火。有些，则在毕业之后，从事与华文和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但不论选择是什么，我想，语特的价值，就在于其“润物细无声”。

我们可以忘了所学过的唐诗、宋词、小说、戏剧，可以不再纠结于“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甚至可能已经把啃过的笔记全扔了。但是，在那些自以为成熟却实为稚嫩的岁月里，我们终究一同成长，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领悟和感动。因为这样，语特赐予我们的，不只是文学知识，而是一个找寻“本心”的起点。我想，这才是毕生受用、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

愿语文特选课程能在未来，继续为我国培养出更多精通文翰的有志青年。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

● 陈炜雄

白心籀

我国的双语政策向来都与执政党的治国方针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宏观上，各种语言的定位、作用和价值，以及一切与语言有关的教育方针，背后都有着全局性的政治考量。

我成长的上世纪90年代，教育体制奉行“母语为体，英语为用”的政策逻辑。当时，中国还未崛起，全球化浪潮处于萌芽阶段。谈“移民”时多半指国人往外走（所谓的“逃兵”），而非外国人移居新加坡（现称“新移民”）。同辈之间的沟通，对象若是华人就用华语，若是异族同学就用英语。大家都知道要学好英文，但也深切明白母族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一切如此有序，仿佛社会就会以这样的模式成熟、扎根。

但是，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21世纪以降，许多的新元素，造成了语境的变化，也对双语政策构成本质性的挑战。

首先是英语愈加成为社会和家庭主流语言的趋势。当一个华族孩子不论对父母、朋友、师长或是商场的服务员都只需用英语时，华文对他就失去了实用价值。慢慢地，华文逐渐在年轻一代之间“失宠”，学起来也就更加困难。这个时候，坚持双语并重，对学生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毕竟，学生的课表安排中，一周接触母语的时间也只有几个小时。但调整政策时，如何体现睿智，推动学生尽其所能去学习母语，而不是以逃避的态度追求底线？

同时，当家长不对孩子使用华文时，“母语为体”的说法就不再那么“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得再思考：究竟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一个用英语的家庭，能否保留浓厚的母族文化？假如母语的教学不再与英文同等重要，那么，对我们“多元文化”的国家格局，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一个人可以通过网络、旅游等途径，接触其他文化与文明时，母族文化在一个新加坡人的身份构成中，又占据什么地位？什么样的双语政策，才能塑造有“根”可依又能接纳其他文化的国民？

其次，中国的崛起，促成了全球“汉语热”的大势。我们目前的“双文化精英”计划，旨在确保国家有一定比例具备双语双文化能力的年轻人。但是，这足以让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应对未来的挑战吗？虽然很难预见汉语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与英文同等重要的国际沟通语言，但除了精英之外，我们如何在“中间层”持续扩大精通中、英双语的学生比例？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华语的经济价值将有大幅度的提升。马来语和淡米尔语虽然也有其自身的经济价值，但愈加无法与华文同日而语。这个时候，政策制定上，如何避免其他族群因华文受重视而感觉自身被轻视？这直接牵涉到不同族群间的关系。

再次，新移民的加入，使问题复杂化。他们是大家族的新成员，有一部分人的母语并非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时候，政策中的“母语” 是否要以“第二语言”取代？如果这么做了，那么，若一个在家说华语的华族孩子和一个没有华文基础的尼泊尔孩子，都修“第二语言”时，如何确保教育机制中有足够的措施，使后者不会因语言起点的不同而在考试或升学中吃亏？

考虑到新移民来源的多元性，从长远来说，能否为学生提供更多第二语言的选择？甚至，双语政策是否会有开放的一天，让孩子能按兴趣而不是按种族／民族去选择第二语言？

我们的社会所面对的各种新趋势，绝对比我所描述的复杂。各种因素相互牵扯，相互矛盾。但无可否认，双语政策直接牵涉到我们的文化构成、不同阶层的利益，也直接与“族群”概念及相关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双语政策关涉一国之本。

因此，除了不断重申双语教学为教育体制的基石，政府有必要对我国下来十年、二十年需要“什么样的双语政策”，提出明确的规划。政策方向不明确，就必然导致各方缺乏共识。于是，任何语言教育政策的改动，就会引起各方的争议，但观点却难以磨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对未来双语政策发展的全景式蓝图。

当然，在做法上，我们不一定就要采取建国初期那种强硬的姿态。意见多元的时候，就应该听取。要兼顾大家的利益，首先必须明确地知道，新加坡人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双语环境和社会？在双语政策的重新审定上，希望领导层能最大程度调和各方利益，让社会凝聚共识，继续前进。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