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仔悟语

在上周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上，李显龙总理针对施瓦布教授（Klaus Schwab）形容年轻一代持有“急躁的理想主义”（impatient idealism），一方面强调国家领导人必须熟悉新一代的沟通方式，包括使用“面簿”和“推特”；另一方面提出，政府必须帮助“想立即得到答案的一代，调适他们的期望、价值观、习惯和想法等，从而适应一个已经有所改变，但尚未转变为能让他们立即得到所要的一切的世界”。

必须承认，新媒体开启了传统媒体与“咖啡店文化”以外的另一个平台，让个体和不同的群体得以抒发他们对社会现象与政策/政治课题的看法。然而，李总理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却实实在在地涉及一个更为根本而长远的问题：网络世界愈加多元（而且不免偏激）的声音，究竟折射出年轻一代什么样的集体性格特征与价值取向？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逐渐对个体性与多元性有所诉求（乃至于奉为圭臬）的同时，这个国家又该如何去调适并建构具普适性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容纳不同的“期望、价值观、习惯和想法”？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我国在20年前所制定的五大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我记得，念小学时，活页本的封面内侧，都印着中、英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念中学时，走廊的墙壁也挂着大大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牌匾。但让我诧异的是，问遍了身边同龄的朋友，曾听闻这五大共同价值观的，屈指可数；能大略说出至少三个共同价值观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不知道导致这现象的原因何在。也许，是学校在这方面的“宣传力道”不足。也可能，共同价值观所具有浓厚的华族儒家色彩，使政府不愿过多提及，以免触及其他族群的神经。但无可否认的是，整个90年代至本世纪，这些共同价值观，不折不扣地引领着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我们可以说，共同价值观已“润物细无声”地渗透我们的国民意识与集体性格之中，达到了《道德经》中所言“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境界。

也正是如此，身为80后，我其实不担心同代人会出现“价值迷失”的问题。不论网络世界的我们，显得如何激进，有着如何浓厚的个人主义倾向，我有信心，90年代的学习经历与成长环境，让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底线，以及我们所遵守的价值核心，是有所领悟的。这犹如在散落着大小珠子的盘中，我们虽无法预测每颗珠子的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珠子不会“出盘”。

但令我担忧的是，我们之后的那一代，以及他们之后的一代——那些出世不久就处于数码科技世界、被全球化浪潮卷进去的孩子们。比起我们，他们教育中的儒家主义色彩相对少了；他们面对的选择更多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渴望，将变得更加迫切。汲汲追求这些的同时，若他们对于我们目前的共同价值观毫无认识或意识，无法理解支撑着整个国家机制的根本信仰，那么，他们“出盘”的可能性将会很大。到时的社会，将不再渐进，而是激进。世界各地的思潮，对社会凝聚力的冲击，也将变大，而小国能否承受“价值海啸”的席卷，还是个未知数。

因此，当一些年轻的学弟妹大谈“自由”时，我在“面簿”上给予他们这样的留言：“如果你说，自由是你的追求，那请先说服我，你有追求自由的条件：让身心驰骋的广阔地域、让思维飞跃的知识深度、让心灵安顿的价值基础……没有这些，你度不过孤独的日子，跳不出权威的话语，找不到迷思和矛盾的出路。那样，对自由的追求只会是你的枷锁——你还不如回归传统和前人遗留给你的所谓‘既定思维’。这么说，也许让我显得很保守，甚至古板。但在上海和香港生活了六年的我，对于道德体系和传统价值的脆弱，及其在功利主义和资本主义面前，多么容易迷失乃至瓦解，有着切身的体验。我绝对不愿看到新加坡沦落同样的下场。”

炜雄：

我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你的文章《青年与政治生态发展》，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新加坡民主的进步，很少看到关于民主体制走向方面反思的论述，所以也想和你探讨探讨新加坡大选的想法。

在马国的一个论坛上，我和网友在聊新加坡大选的事情。我说了一些悲观的观点，新加坡的网友不以为然。我深感忧虑！可能我的语气有些不礼貌，却都是发自内心的话，是我的观察和判断。

请问，新加坡人都这么乐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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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网友：50年前马国的第一任首相作过同样的预测。现在已经是第六任了，马国反而被新加坡越抛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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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复：

在绝大部分新加坡人认为这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的时候，我看空新加坡，新加坡的内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特色不等同于优势，但要取得优势，万万不可没有特色”，新加坡的民主政治体制开始正式向“西式民主”靠拢，而且无法阻挡。自此走下去，对于这样一个小国，新加坡将走向平庸，平庸的结果就是和其他地区一样，甚至不如其他东南亚国家。

或许这是新加坡的宿命，因为这样的岛国不可能孕育出真正的自己的民主体制，而不随波逐流。

新加坡虽然是国际化都市，但新加坡人除掉部分精英，普通人民并没有国际视野，不知道新加坡的优势，也就谈不上珍惜、发展新加坡的优势。当新加坡模式无以为继或得到发展时，必将逐渐走向平庸。

如果新加坡人都和你一样，不经过思考，不加分析，仅仅这样自我安慰，新加坡人的苦日子会早一点到。

如果你是新加坡人，你们现在最要紧做的是如何把“杨荣文们”留住。不要辩解你们输得起任何人，少一个杨荣文没什么大不了。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杨荣文，而是“杨荣文效应”。

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没有执政团队的强有力的执政意志的话，都是空谈。杨荣文们可能还不足够像李光耀优秀，但陈茂硕们绝对是政治投机分子。

PAP开始开倒车是不争的事实，必须要改变，但如果搞多党选举，只会让新加坡败得更快。

除此之外，想不到其他监督PAP的体制的话，那新加坡就搞多党选举吧。因为绝大部分的脑子只有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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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不知您是不是新加坡公民，又或者是关注我国政治发展的有心人？不论如何，感激您提出对新加坡政治走向的担忧。

我先前的文章，因篇幅限制，加上是在选举日一周前撰写，因此难免只能以当时有限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来发表个人看法。如今尘埃落定，不免有了更多的反思。这里与兄分享自己的拙见，请多指教。

1. “政治家”还是“政客”？

在谈“政治走向”之前，我想有必要先提提我对本届执政党和反对党候选人的看法。诚然，我对各党新人的参政动机，包括PAP和反对党，有自己的保留。但是，很难因为一个人在竞选时的言谈举止而对他/她下判断。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还得看每一个候选人在下来5年是如何对待自己选取的人民，及其在国会中的发言。我相信路遥知马力，因此愿意给新人时间，不论其属于哪一个党。

当然，杨荣文的“失败”，无疑对国家是一个损失。我常私下跟朋友们说，在所有内阁部长中，我认为最有能力并敬佩的，只有尚达曼和杨荣文。两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对问题的敏锐领悟力，还有他们在制定教育政策（尚达曼）和外交空间（杨荣文）上所具有的远见。这些真正的“政治家”，绝对比“政客”来得重要。

而在反对党中，除了我的前议员詹时中外，工人党的刘成强与林瑞莲，尽管还未能够找到一个与PAP不同、足以占据”正司机“的政治理念与哲学，但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可贵的”知识分子良知/气节“。刘成强是南洋大学最后一届的毕业生，与詹时中一样，关注民生，注重民心；林瑞莲则是典型的洋派知识分子，对政策的见解和针砭相当到位而深刻。有这样的人领导反对党，对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发展绝对是有利的。

2. 新加坡选民要的是什么

这就回到您希望探讨的民主体制问题。对我而言，我其实不太喜欢用”民主”这个词，因为其定义已经被美国式的liberal democracy占据，而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灵活性。要知道，民主在西方有着很长的历史，扎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中。我们对其的理解，其实经常只是一知半解。

相比之下，我更情愿用“政治生态“来形容整个局面。Ecosystem，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有着许多的元素，而且其存在与循环有赖于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民主体制，只是生态中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所有的人民、公民社会等至关重要的stakeholders。而每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历史阶段，在政治生态的内部运作、关系与力量上，其实是有着其特殊性的。

在这次大选中，新加坡人以60%试图说明，他们自知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但也不愿一直做花果山下的孙悟空。从近期行动党的回应方式上，可以看到，领导层已经接受到这个信息。抛开繁琐的民生课题不谈，归结到底，我觉得，新加坡人要的，其实就是告诉执政党，除了用“脑”，还要用“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治国不能单靠 technocracy，还需要更大的空间，容纳更多的“个体”与“群体”声音，慢慢塑造更深的civicism。我今年26岁，所住的地区属于波动巴西，因此更能体会，究竟为何詹时中能够27年在这一寸方土上屹立不倒。其制胜秘诀是：人心胜政见。当然，治国不能只顾民心，否则容易沦为民粹主义；但行动党的许多议员，那么多年来，一直摆脱不了某种“傲气”。

而如今，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建立了，人民知道公共政策的制定已不是一小撮人说了算的，加上明白公务员们是有能力制定更好的政策的，因此，才有那种信心和魄力，去要求行动党聆听更多不同的声音。新加坡与其他所谓“民主前卫”的国家的不同在于，其他地区往往是消极地推翻那些“烂苹果”政权（如目前的中东地区），而我们是在积极的意义上、在肯定国家的政策制定能力的基础上，要求某种渐进式的政治改变。我想，您所感受到的新加坡人的“乐观”，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新加坡人真正在乎的，而在我看来对新加坡直观重要的，不是一党独大，不是一党制或多党制，而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深化公务员体制与政治之间那非常特殊而紧密的互动关系，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既然一般的人民无法触碰公务员，或要求公务员体制内部转型，于是只能诉诸选举制度，力求在政治层面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思维，监督立法权（大方向），进而影响政策制定的细节。在我看来，这应该就是是工人党口中“第一世界国会”、“副司机”所应该迈向的目标，而不只是限于形式上的两党制。

把这次选举的结果，放进新加坡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审视，也可以看到，这是行动党执政方式的演进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从李光耀到吴作栋，标志国家和国人从幼儿到孩童的转变；从吴作栋到李显龙，则是国家和国人在经历“发育期”的阶段。正如少年成长，需要引导却不能过于强烈介入（除非犯大错）一样，我们其实正开始寻找整个社会的价值坐标、行为常规、进而塑造我们对自己和这个城市国家的身份认同。不论是在野党的茁壮，或是两资政的隐退，皆属于这“叛逆期”的产物，但同时也是我们自我探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之需。

3. 我的隐忧

当然，与您一样，我也有自己对国家发展的隐忧。选民的政治诉求，会如何渐渐影响社会层面的多元性？基于西方民主的发展趋势，会不会使我们的核心价值出现转移，而这又是否利大于弊？有了更大的发言空间，是否意味着我们会慢慢失去某种服从决策、执行决策的能力？在享受更多自由的同时，我们是否能保持先辈们那骨子里的自律？

关于这些，我会在近期内撰文探讨，就先在此打住。欢迎您日后常来信。顺祝

时祺

炜雄

● 陈炜雄

白心籀

在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中，让那些“一头雾水”、“入世未深”的年轻选民能够了解候选人究竟在争辩什么，并让那些直刺国家政策的独到见解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面，进而激发更多的反思，才是我国政治生态获得发展的真正指标。

最 近在读美国专栏作家普雷特（Tom Plate）执笔的《与马哈迪对话》，其中引述了马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的一段话：“如果你要成事，而有一个集权／独裁者，一心却只想帮助人民、发展国家， 我想你会希望他成为真正的领导人。但集权体制的问题是，一旦领导人出错，你没有办法把他拉下台。”

后来，在《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读到李资政如此回应记者关于民主选举的问题：“（选举）最大的魅力是，你能不使用暴力来替换政府。……如果我们已不配执政，我们可以被替换，但体制还是能够继续运行。保障这一点，是我们的职责。”

选举的意义，就其底线，是赋予执政者以合法性，同时也对其起到某种监督、检验的作用。长期以来，大选也一直是行动党自我鞭策的机制。工人党在本届大选中 提出“迈向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以及许多反对党将前公务员纳入其候选人行列中，也展露了要监督执政党、死盯政策发展的姿态。

然而，这是否就像一些“亲反对党”人士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民主进程的发展，标志着政治生态系统的成长？

在我周遭许多二十多岁、初次或第二次投票、被媒体称为“中间游离群”的朋友中，有许多坦言“不知道竞选者在说些什么”，或者直接地指出自己还“入世未 深”，无法体会“大课题”背后的意义。有一部分，则如追星族一样，观察新候选人的言谈、举止、亲和力。特别是两位未达而立之年就站上政治舞台的女候选人， 更成了青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然，也不乏一些真正关注选举议题、尝试理解并衡量各党言论的朋友。然而，大家显然并未被任何一方折服。 有友人在网上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新加坡人的呼声：民主的危险与承诺》，质疑反对党在抨击现行政策时，或无法提出实际的另行方案，或以带有民粹主义意味 （populism）但缺乏远见的建议来博取选票。行动党方面，则有人批评其忙于反驳来自反对党的“箭”，加上不断重复旧论调，显得有些“不精彩”。此 外，也有一些“面簿”上发表的文章，以较客观的口吻分析现行国家政策，见解独到而深刻。

每一届选举，在国家发展史上的意义，除了取决于 国家政策的优劣、政党候选人的素质，也有赖于选民的背景、关注点和成熟度。国家的教育政策塑造了教育水平愈高的选民，也因此使竞选议题从组屋翻新等硬件设 施，逐渐往更加宏大的民生与国家发展政策演进。但在这个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过程中，让那些“一头雾水”、“入世未深”的年轻选民能够了解候选人究竟在争辩什么，并让那些直刺国家政策的独到见解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 面，进而激发更多的反思，才是我国政治生态获得发展的真正指标。

期盼有朝一日，选民对国家课题愈加深刻的认识与自我判断，能让大选不只是政党争夺选票的“例常活动”，而能够真正成为每五年一次的大讨论，让国人一同反 思，什么是对国家最好的，整个社会应该往什么方向前进。如此一来，每一届大选，都将是“决定未来”的大选；而我们也能从中获得自己对国家的“现实感” （sense of reality），进而寻觅共同的国家发展愿景。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电邮vocalxiong@gmail.com）

几经波折，印度新德里共和联邦运动会终于将在今天开幕。随着战火的点燃，本地和国际报章这几周所聚焦的热点话题，如选手村设施欠佳、安全措施的漏洞、伊蚊肆虐等，也许将慢慢被世人淡忘。

然而，读着印度友人们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并在网络上阅览了许多印度国内组织和报章的相关报道、文件与评论，我发觉：外界所关注的上述问题，实属冰山一角。这场运动会的筹办过程，实际上严重地扰乱了印度首都居民的生活常态，并很可能为这座城市带来许多长远的问题。

姑且不论那严重超支的20亿美金筹办费用，会如何影响印度政府下来几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进而使原本已是惨不忍睹的公共建设步伐，进一步放缓。也不论此次运动会将如何变相地鼓动心怀不轨的政客，以举办冠冕堂皇的运动盛事为由，作为获取私人利益的平台。单是建设选手村对新德里的环境破坏，就足以让我们引以为戒。

从事环境保护的印度非政府组织指出，共运会选手村，正好建在了亚穆纳（Yamuna）河的河漫滩（floodplain）上。几个世纪来，每当雨季来临，水位上升，多余的河水都聚在此河漫滩中，防止淹水的情况发生。而选手村建成后的第一个雨季，新德里多处便出现了淹水现象。同时，河漫滩扮演着天然蓄水池的功能，所聚集的水有助补充地下水源。因此，北印度的许多环保人士担忧，在此河漫滩上进行建设，将会加剧新德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此外，也有评论表示，选手村的建设，可能会使发展商在其周边兴建更多建筑。届时，此地带将有严重的积水现象，带来伊蚊孳生的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

除了环境问题，整个运动会的筹办过程对民生所造成的不便，乃至破坏，更是叫我这个旁观者感到悲愤。

在筹委会的“城市形象塑造”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新德里的下层百姓。为了整顿市容，官方对市里的数千名乞丐，进行了扫荡，老老少少全送到了新德里的郊区。数十个贫民窟区被勒令铲平，据《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报道，共计有4万户家庭一夜间流离失所。我近来得知，自己于2007年在新德里时进行义务教学的一个贫民窟，尽管已存在十几年，甚至有着专属的邮政地址，也难逃铁臂的无情摧毁。当时教导过的孩子，以及结识的乡亲父老们，如今流散各处，叫我不甚唏嘘。

此外，为了把市容彻底地整顿“干净”，数千名来自外地的佣人、司机、工人，即便有着合法的公民身份证明，都因“安全理由”全被迫遣返回乡，直到运动会结束才被允准回到首都。所有的马车和路边摊贩，也都被令停止营业。随着运动会开幕的逼近，取缔的力度也有所加大。对于许多来自下层阶级的摊贩来说，被令停业，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在没有多余储蓄、连吃饭的钱都没多少的情况下，许多人没有能力缴交房租，于是只好打包行囊，返回故乡。

一名从事贫民窟儿童教育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告诉我，许多的家长因赚不到钱，决定返乡，并且无法确定是否会在运动会结束后，回到新德里，或是另谋出路。而即使日后回来了，也不已经能够在先前的居住区找到租房。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很可能因此而失去上学、受教育的机会。

任何的运动会，本都应以平等、公正、和平为终极目标。然而，此届的共和联邦运动会却让我看到：当运动选手们在竞技场上为胜利与荣耀奋斗，千万人的生活却同时变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必须与他们难以抵抗的强权进行搏弈。在社会的竞技场上，这些人民在争取的，谈不上个人尊严，而只是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也难怪，由德里高等法院前首席法官夏哈（A.P. Shah）署名发行、探讨本届共运会负面影响的研究报告，会极富讽刺地取名为《2010年共和联邦运动会：谁的财富？谁来共享？》（The 2010 Commonwealth Games: Whose Wealth? Whose Commons?）。

今年是新中建交二十年，亦是留学生到华六十周年。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能赶在此历史性的一刻，结束公派留学上海和香港的六年学习，我觉得有必要略为总结这段时间的经历。

到大陆留学，是我的儿时梦。那个时候，本地还没有“双文化”课程，也不曾听闻“中国崛起”。懵懂之中，有的只是一份信念：要做华文老师，就得理解这个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深层内涵；那么，就得到中国去。当然，心里也不免担忧，面对语言及文学功底深厚的同学和老师，自己能否招架得住。

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一天。步入复旦的讲堂，台上站着的并非“之乎者也”的儒者，而是大谈“良知”和“道义”的教授。慢慢的，发觉社会把这群人称作“知识分子”。这些饱读诗书的人，秉持着一种称作“士”的历史传统。遇到明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面对昏君，要“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士可杀，不可辱——多么叫人向往的英雄气概。

然而，时间一长，我也渐渐领悟到，在过去的日子里，特别是近一百年，这些人的生活过得并不好。有时，为了不同的理念，他们会起内讧，乃至反目。更多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就连大脑里想什么也要受到限制。所以，知识分子，因为“知识”而多了一份悲情。

但听着老教授们讲述他们的成长年代，还有他们如何转换称为“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我不禁觉得：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得很深。用教授们常说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精神，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因此，面对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教授们更喜欢讲故事。他们总说，懂得“做人”，比懂得“做学问”，来得更重要。

但在最不缺人的大国里，应该如何找到我们作为“人”的价值准则，还有怎么样在众多的泛泛之交中，寻觅到能够信任、为其“两肋插刀”的知己，并非易事。有些人教我，到了中国，“关系”很重要。最初，还以为这“关系”指的是广泛交友、别得罪人；后来才明白，在资源严重不足的语境里，“关系”总牵扯“私己利益”。在灰色地带里，“关系”不见得就是个好东西。

许多大陆朋友常对我说，“关系”是一种“文化”。我就总给他们说一个在印度听到的真实故事：有个小镇，因为地方政府贪污腐败，人民总在吃树皮，小孩大多轻如鹅毛，母亲产后完全没有母乳喂养婴儿。那里的官却说，是那小镇有种把人饿死的“文化”。

在我看来，三纲五常，是“文化”；把人际关系作为获取私利的不正常手段，充其量只该是个历史“现象”。过渡滥用“文化”，时间一久，原本不合理的事情，就会在我们的思维中扎根，成为鲁迅所谓的“民族劣根性”。

当然，这可能完全是我的偏见。但我一直秉持的信念是：尽管大国总是一个大染缸，有着许多谁也无法回避的怪做法、怪思想，甚至逼着人必须随波逐流；但是，至少不要打从心里去接受它们。这绝非教训中国人——来自小国的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是很热切地期盼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能使其早日摒除和摆脱极端的不公正和机会的不平等。

六年来，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在各方面的努力和发展，同时也对其所面对的深层问题，有所共鸣。此刻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局限与危机，能随时发生在任何的社会，包括新加坡。因此，我也学会不去一味拘泥于对中国的负面价值判断，尤其是当她还处于快速转型之中。

我印象里的中国人民，是不乏批判性的。至少，我很佩服大陆友人们，能够边观看新闻联播，边对每一条新闻评头论足，并在讽刺的幽默中不失严肃。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国子民，也对社会大小事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本能的关注，以至于有时会怀疑自己究竟只是“爱国”，还是过分的“民族主义”。看着朋友们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也知道，中国人不乏创意。问题是，如何积极发挥这种创意思维，以及在可能愈加荒谬的种种现象面前，凭着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结晶，找到“外圆内方”的价值坐标和王者之道。

在纪念两国建交的日子里，谨以此文作为我这个新加坡人对中国人民的衷心祝福。

（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电邮vocalxiong@gmail.com，博客http://blog.omy.sg/vocalxiong）

尊敬的老师：

往年这个时候，我总会为应该写些什么而感到迷茫。今年，却有数不尽的话，想说给您听。毕竟，我想，这世上除了父母之外，没有什么人比起老师，更关注我这“小孩子”的成长。

终于，我即将结束在大中国留学的6年生活。4年在上海，2年在香港。期间虽完全没涉足欧、美，却愈加对亚洲有切身的了解。念本科时，我以中国为中心，辐射日本、韩国和印度。近两年，则因在港大结识了来自泰国、菲律宾、缅甸的好友，又与导师到印尼培训来自马、泰、柬、菲、印五国的中文教师，于是我开始关注东南亚。今年头到了埃及旅游，其间到了开罗大学，参观了中文系，与师生进行了互动，从中也渐渐对中东与非洲大陆产生兴趣。

成长的过程，因此而多姿多彩。近来，我也开始在想，也许，我应该效仿Gombrich的《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找人合编一本《A littl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填补我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对区域文化发展史的空白。或者，编本《亚洲故事，亚洲想象》，让华文成为一个认识亚洲文化的途径，突破华文只为了解中国文化的狭隘。这几年，活在全球化的前沿，让我意识到“世界观”的重要性。以后的孩子，要摸清自己是谁，估计还需要先培养“世界观”吧。

然而，尽管国外的空中确实弥漫着自由而多元的气息，我却愈加渴望回到安逸的避风港，就算我有多么厌恶安逸而无趣的人生。感觉上，我已开始对种种纷扰而无情的社会现实，感到有些倦怠。以前，总觉得新加坡是个吸取人之灵气的漩涡；如今，老实说，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想尽快回家，完成国民服役和NIE的培训，然后开始教书，在教育界闯荡。因为，体制再怎么无情，也绝不及目睹孩子饿死路边，或是贫民窟被无情铲平，或是战乱的威胁与摧残，或是为了利益而丧失道义与尊严，来得叫人无助与无奈。

而且，这两年在香港的学习，加上华文教学改革的永无休止，让我觉得有那么多等着去做的事情。懂得了许多理论后，就愈加希望把它们落实到实践中，使华文教学成为一门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完成了关于教师实施新小学华文课程的300页硕士论文，我不觉得自己在学术上有多大的建树，却对许多华文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有了意识，有了反思。而且，听着师长们述说着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也重拾了一度差点被遗忘了的“教师之本心”。还有，在最近关于小六会考母语比重的大辩论中，为《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撰写评论的过程，也让我亲身体验了华文是何等地被政治化。但同时，也感受到所有教师之间一种莫名的“群体感”。

这一些，都不是实际的教学经验，却是我开始“磨棱角”的过程。以前，总有老师会担忧我的理想幻灭。我却逐渐认识到，理想总需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才能称之为“理想”。近年来，我也发觉华教界有好多“圈”。但我仍然坚信，只要不过度的理想主义，也不被局限牵着鼻子走，理想总能在现实中，超越私心与派系利益，找到它发芽的土壤。

一名老师曾跟我说过，做任何事都要“真·实·不虚”。这，我始终谨记在心。

我也不太担忧华文会在新加坡一蹶不振。6年来，我发觉，“和平崛起”的口号背后，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骨子里有着一股傲气。这源于他们自信心的提升。很多时候，周遭的70后、80后，会不自觉地在言语中，透露某种偏执。“韬光养晦”，只因为大家都意识到社会目前所存在的各种弊端和不公。有朝一日，许多的国家都难逃被中国的影响力“和谐”化的命运。于是乎，中文即使不能取代英语成为世界的主流语言，至少也会与英语相抗衡。因此，在新加坡，华文即使没落，也必将有其“复兴”的一天。此路崎岖坎坷，但起码并未毫无希望可言。我是如此相信着的。

然而，如果说，以前的我，在潜意识中畏惧知识、畏惧真相；那么，现在的我，因获得了知识、管窥了现实，对现状所折射出的未来，并不觉畏惧。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自己不够了解过去，不够了解历史。眼前的一切，有太多埋得太深的根。早在拜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前，我已经发觉，自己对华文教育的过往是多么的无知。

特别当历史走到了这样的一步，让艺术家和史学家有契机和空间，去挖掘过往那些被蒙上面纱的片段；又知悉最高领导人即将出版关于双语政策三十年的“正史”时，我的内心开始沸腾，以至于竟萌发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念头：写一本关于华文教师半世纪以来的奋斗史。甚至，我还想好了书名：《闪电下的野草》。前代人为理想奋斗、牺牲，当代人的理想依旧被压抑得悄无声息。两代人之间，有着契合点，却需要一把薪火，来传承使命感和力量。

所以，若您愿意，日后有时间和机会，希望能与我分享您的故事。

我希望，当我的同代人成为执政者时，这些书能够化为现实，并获得出版——而且，希望到时能够找到年轻的读者群。但在那天到了之前，我想，这个教师节，我还得好好去摸索，“人”字究竟怎么写。6年下来，其实我也只学会了一点：要把人当人看，不论贫富贵贱。放到本地教育发展上，若真想做到“天生我才必有用”，还真不是单靠改变体制、课程、教学法就足够的。还真需把学生当人看，也把教师当人看。

在此，祝愿您有个愉快的教师节！

炜雄，于香港大学

2010年9月1日

附：《啊～原来你是没有教学经验的小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回顾了他上世纪50年代就读马来亚大学的经历。其中，王教授提到，经过了二战，当时的大学生们都认为英国人应该离开，并知道他们将在承接殖民地统治的基础上，塑造一个“马来亚国族”（Malayan nation）。

但这个新的“马来亚国族”应该由谁、以什么形态来建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象与愿景。在王教授的记忆中，当时的青年对此课题的理解，并没有统一的共识。

那一代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站在殖民主义瓦解的历史边缘，找寻着自己能够依托的信仰。历史也许没有让所有人的梦都兑现，有些人甚至为了梦而付出了自身所未预期的代价。但是，在那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中，大家对生活、社会、政治和文化前景所持有的憧憬，应该说是一致的。

因此，不论终而成为一代功臣，或只是无名小卒，那份敢于做梦的勇气，怎么样都值得受到尊重。

历史长河，滔滔翻滚。走过半个世纪，新加坡的人民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梦，但新的成就总是延伸出更多的新挑战。到了当前的历史阶段，国家有了基本的形态，国民也愈加拥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部分人也有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于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获得了与世界接轨、来往、互动的机会。很难说我们的时代就一定比五十年前来得更复杂，但我们做梦的舞台，确实已从马来亚和东南亚，扩大到了全世界。

然而，迎来了更大的做梦空间，我们也无法不问自己：在“逐梦”与“务实”之间，我们如何作出权衡，使梦不至于虚无缥缈，同时又不会因获得了物质的富裕而不思进取、失去干劲？对于这片土地，我们到底有没有感情？如果没有，我们为何选择留下；如果有，我们又希望在下来的几十年里，为自己、为孩子，培育什么样的生活土壤？

上一代的人告诉我们，要在外闯荡，但是把家当做“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也说，除了物质追求，“新加坡梦”还要包括养儿育女和公益的善心。但这都是“大人们”的答案。即使再怎么尊重权威，我们依然希望有质疑和反思的权利，从中找到自己心中的那把尺。

这也是为何当我得知，就读于英、美、中、新四地的新加坡大学生，决定在这个暑假，围绕“梦想与现实”的问题筹划青年论坛时，便难以按捺心中的兴奋。论坛名为Singaporeans in Conversation，但我更喜欢它的中文名称“新心相印”。正如筹委会发来的简介中提到：“虽然我们无法找出一个完美的方案，但是这次聚集来自不同背景、在不同国家深造的新加坡年轻人的座谈会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我们希望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在年轻人的梦想以及新加坡的现实之间， 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以做到真正的新心相印。”在网络留言发达（以至于几乎猖獗）的年代，青年们在公共场合进行对话，在我看来，不失为脚踏实地做点事情的表现。

更叫我感动的是，为了确保与会者有足够的发言、讨论与相互反驳的时间，筹委会虽邀请了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部长维文医生担任嘉宾，但却不安排任何主题演讲。两个小时的论坛，将围绕“物以累聚”（生活方式与物质追求）、“功不应求”（工作与教育）、“社在人为”（社会与文化）和“政锋相对”（政治发展）四个课题，全程以部长和与会者之间的问答与讨论的形式进行。

感觉上，这就像是请部长来当箭靶，让百余名年轻人向他放矢。但是，也只有当领导人暂时脱下权威的外壳，与年轻一代来场赤裸裸乃至血淋淋的对话，才叫人尽兴，也才能真正让青年们就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思考，从不相信中找到最真诚的信仰，进而逐渐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

最后，我想引用台湾作家龙应台近期在北京谈“中国梦”时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健康的美好的家族大梦……大到可以容许里头的人，每个人都只去想他自己小小的梦。是这样一个大的、自由的、宽广的梦，才值得追求。”历史走到这一步，个人在追求物质需求的同时，如何打造一个属于自身的“精神家园”？这个社会接下来又将需要怎么样的一种胸襟和思维模式？

在憧憬着“自己小小的梦”之余，我想，青年论坛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去怀想这岛国几百万人未来的“家族大梦”。

（“新心相印”青年论坛，将于8月28日在公共服务学院举行。欢迎本地青少年踊跃报名出席。报名网址是http://sginc.sg/，截止日期8月24日。）

本地一所名校的两名学生，进行关于青少年叛逆的调查研究，与我进行了电邮访问。以下是他们所提的问题，以及我所给予的答复。

1. 你本身对叛逆的定义。

我没有对“叛逆”行为进行过研究，因此无法给出一个科学性的定义，只能是凭感觉提出一种描述。

从字面上去看“叛逆”一词，两个语素都带有“反”的含义。这意味着，叛逆的前提是有某种“正确”标准的存在。所以，若简单地解释“叛逆”，就是青少年对既定常规（existing norms）的反叛、逆行。我们一般会认为，叛逆需要化为可被观察的实际行为/行动/言语，但在我看来，叛逆是意涵很广的概念，也包括思想和心理上的叛逆。后者往往会进一步导致行为/行动/言语的表现，但这不具必然性。

这是对现象进行“减法”而得到的最具普适性的定义。然而，深入思考，“既定常规”包括哪些方面？谁是确立这些“常规”的权威（authority）？这些“常规”是否又是一成不变的？这是现实所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任何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所无法逃脱的重要课题。

2. 叛逆在什么时候算是“过头”？

延续以上的回复，由于“常规”牵涉的方面千丝万缕，我这里只提三个比较关键的环节：法律上的规范、社会道德/伦理的规范、以及关于生命/生存的意义的界定。

任何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会把群体约定成俗的规矩，化为成文的法律条文。新加坡以严刑峻法著称于世，但再严苛的法律体系，其基本作用是几乎一致的，即：为一个社会确定不可逾越的底线，以维护整个社会的正常关系与运转。因此，如果问我，当青少年的叛逆行为触及法律的界线，并突破国家所设定的底线时，就算是“过头”。我们一般将这些青年称之为“不良”青少年，也就是英文中的delinquency。在未触及这底线之前，充其量，只能把青少年叫做是rebellious，即所谓的“叛逆”。

第二种社会的“常规”，属于社会道德/伦理的范畴（我在问题5中将说明我如何理解“道德”（morals）和“伦理”（ethics）之间的不同）。这里没有办法悉数所有的相关规矩，但基本上，道德与法律的根本不同在于，如果后者是确立底线，那么前者往往是从最“理想”的行为常态去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一个人所应具有的品性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换言之，法律确定bottom line，道德是确立ideal state。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于是会将青少年某些与道德/伦理规范不符的行为，视为“错误”的，并对其大加批评。但要记住的是，这方面的“错误”，不是逾越底线，而是还为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因此，只是“不足”，并非绝对的“差错”，也就很难说是“过头”（本访问中，问题3即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类规范，是关于生命/生存的规范。举个例子，我看过好些少年，对自己的父母不满，而以伤害自己的身体，如用penknife在自己的手臂上一刀一刀地划下去，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们叛逆吗？绝对是。但他们没有犯法，因为此行为直接伤害的是自己，没有侵犯他人，而且也还未到达自杀的地步（当然，在本地法律中，自杀也是不合法的。这是否合理，是另外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不赘述）。而如果以儒家《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为，他们也算是犯错了，但现实是，在当今的青少年思维中，还会有多少人真的理解、接纳和实践这句话的道理？那么，这种自残的行为，算是“过头”吗？这就有些因人而异了。对我，作为教师，我会觉得是过头，但这种判断，只是出于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的一种担忧和关注，并没有实际可依据的规矩或条文。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有许多的问题，如“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是‘我’”、“我的生命属于谁——是属于一切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是只属于自己”等等，都是属于生命/生存（existence）的哲学问题，属于信仰（belief/ faith）的领域。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答案也就不同，标准也就不一，无法一概而论。

3. 最近，有几名青少年在餐馆内不只糟蹋食物，还吃霸王餐，不付钱而离去。你对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

如果以上述的不同类型的规范来看，青少年糟蹋食物，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但不付钱而去，就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了。所以，对吃霸王餐的行为，我认为是“绝对的错”，因为直接侵犯了店家的权益，也破坏了交易中的平等关系。但对于糟蹋食物，我只能说自己“不敢苟同”，因为从我个人的价值判断出发，在这资源短缺的世界中，糟蹋食物的行为要不得。（但扪心自问，我们自己难道就从来没有浪费过食物吗？浪费，也是一种糟蹋）

4. 除了“心理危机”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其它导致叛逆行为的因素吗？请加以解释。

我不太理解这里的“心理危机”特指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理的。

造成叛逆的原因和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要尽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原因，需要对大量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和访谈。但在我所接触过的学生和青少年中，家庭因素经常是一个造成叛逆的主要原因。双亲离婚、单亲家庭、家庭暴力、家人嗜赌等问题，经常使青少年失去可依靠的生活重心，于是只能投靠身边的朋友。接着，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

当然，也有一些青少年，家境是很不错的，或最起码，没有什么严重的家庭问题。他们的叛逆，在我看来，则更多是成长过程中“寻找自我”的过程。这并不只是一般人常描述的那样，青少年为了要确立自我，于是找寻各种方法（包括叛逆行为）来标榜自己的特殊性。我认为，其实归结到底，很多时候，就是青少年精力旺盛，以至于过盛，于是需要找寻某种渠道，来使这些多余的精力得到释放。“好”学校的学生，比较少出现极端的叛逆行为，并不见得是因为他们乖巧，而是因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习和课外活动上。对很多的青少年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找不到他们感兴趣而又具正面社会意义或建设性价值的活动或途径，来疏导他们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开始谈恋爱，开始迷上网络游戏，开始结对出游；有时，因为交友对象或其他因素，就跨过了某种限度，于是就成了未婚先孕、网络沉迷、非法集会乃至私会党。

5.你认为青少年问题该怎么解决？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不太喜欢用“问题”来描述青少年的叛逆，除非是那些需要投入大量社会资源来“解决”的不良少年犯法行为。这是因为，扣上了“问题”的帽子，好像一切都是青少年引起、必须由他们自己负责的事情。我情愿用“危机”（crisis）一词，以表达青少年需要帮助，但他们本身也有值得我们以同理心去理解的一面。

对于那些已经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解决方法是需要多管齐下地对症下药的。犯法的，需要感化院；有严重心理问题的，需要心理治疗和医疗；进入私会党的，需要协助帮助他们脱离而不受纠缠。

但对于一般守住底线的青少年来说，也就是类似我在教学中碰到过的学生类型而言，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很简单而根本的方法：

一、        从“大人”的角度，关键的是一个沟通与互动方式的问题。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读过我《青少年的存在危机》一文，但不知是否已经理解。该文要说的一点，其实很简单：在新加坡这个以儒家思想为轴心的国家，特别是在华族社群中，常常会以“道德”的标准去评判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但实际上，如我在问题2中提出的，“道德”是一个理想的标准，而不是底线。当然，我并不否认道德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问题并不是道德的，即所谓何谓对或何谓错的行为。问题是伦理的，即人与人之间是什么样一种关系，亲情、友情、爱情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古代那种“三纲五常”、“孝悌忠信”，在当今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需要或值得保留的，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不是单靠道德所能够决定的。甚至，正因为我们常常以“道德”的标准去要求年轻一代，导致不同世代之间的人，缺乏对话和沟通的机会。没有了言语的沟通，或者是能够让情感相互磨合的相处模式，最后剩下的，就是硬碰硬的沟通，就是一种对立式的“叛逆”。所以，青少年问题，需要“大人”们对自身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也要求“大人”们调适我们与青少年沟通与交往的方式。但与此同时，青少年们也需要给予同样的反馈，在得到大人们的“尊重”后，也要学会给予大人们尊重，并意识到，“吃盐比你吃米多”这句话，有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在背后蕴含着深切的爱意。

二、        从青少年自身而言，关键的是找到不同的途径，而且是要具有正面意义或价值的途径，来让青少年们释放与疏导他们多余的时间与精力。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慢慢在开放，也逐渐承认人的多元性，肯定不同的才能。但是，如何进一步让青少年们能够有机会，接触不同领域的工作或活动，从中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是教育体系和不同的社会组织，所需要进一步摸索的。同时，虽然无法要求每个青少年对自己的生命之意义和价值有所反思，而我也承认，这种思考需要有一定的生活历练为前提，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青少年要找到一个可以倾诉心声、讨论一些课业以外的课题的人，其实不容易。就我个人而言，我只能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观察学生的需要，找机会跟他们谈，以各种途径跟他们“做朋友”，并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能力，选择适当的语言跟他们对话。这个befriending和引导的过程，有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当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不断改变的这样一个时代。你们也是少年，对此肯定有自己的体会。

那么，就从这里说起。

那么，就从这里说起。

每次看完一本小说，或者一部电影，我会兴奋或者欣喜。但是，欣喜的背后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思考。很遗憾，我很容易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融入别人的人生。而你说过的，你不太喜欢看小说，因为觉得人生短短的时间，光是体验现实、审视自己的人生都还不够，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活一次别人的人生？当然，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并且其实也已隐含了你的价值观，正如你以前的“轻狂”，但无奈我却是喜欢这种“轻狂”，因为它让你变得自信，并且让我觉得它可以助你不断地向前走下去。

昨天，我跟你说过我担心猩猩会走上自我封闭的小径，其实，那也是曾经我在你身上所看到而没有说出来的。也许你说得没错，现在的猩猩正犹如之前的你，“小有得志，却轻狂无比”，但是，退一步说，我们还年轻，轻狂一点又如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正因为我觉得自己甚至已经失去了这种轻狂的能力，那是一种可以令人义无反顾，向前而不断探索自己、认识自己的绚烂途径。而当我们努力迈过这一切，站在成熟的高岗上，回头看看那时候的自己，我想你也不会后悔甚而赞叹自己曾经的不羁。是否，这也是你现在对猩猩的期许？

很久我没有见到你写的博客，当然关于教育与学术的稿子之类的文章我显然是不太会花时间去看的。说实话，因为我不想认识那边的那个你，因为我觉得认识一个人的“全面”是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反而，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你的心情；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地认识现在的你？

当然，你并不似我这般无聊且空虚。而其实你或许知道，更多的时候我不愿意把内心的忧伤与焦虑全都加诸于你们。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让自己所喜欢的人、所爱的人去共同承担你所有的痛苦还是忧愁，因为这样痛苦会加倍，忧伤会加倍，烦恼会加倍。也许你们会说那是分担、“兄弟是用来害的”，但我心里面所想的是“兄弟是用来爱的”。而且，我至今仍深深地执着于这样一句话：“即使背靠背，我们都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孤单。”反而，更多的时候，只要你们在我身边，那就足够。正如一首《身边》，你静静地宅在楼上的房间，我则静静地坐在楼下桌前，做不一样的事情，看不一样的画面，却过一样的时间。

有很多时候，你会让我觉得又爱又恨，反而不像猩猩那样，让我喜欢得更加纯粹。但我不喜欢你经常捕捉我不想回首的，抑或是已经湮灭了的回忆，你总是在适当或者不适当的时候，突然间呈现给我许久不曾出现的画面，虽然有短暂的美丽，但是，你知道，更多的是无奈或者是惆怅。你不知道，我的内心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才可以抵制不会重复受到创伤。有时候，我却喜欢猩猩默默地在我身边。附和我也罢，不理我也罢，但他静静地，他或许知道我在想什么，他或许知道我在难过什么，但是他知道我不想说之后他会一句话不说。我很喜欢他这样子。也是他，在毕业以后的日子里，持续影响着我，改变着我。他告诉我要去爱，并且去大胆地说出来；他教我要说真话，说实话，怎么说出来；他让我明白要有梦想，并且 不惜代价去追求……我喜欢这样的猩猩胜过以往任何时候。

但你，或许觉得我不愿意对你敞开心扉。而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断地尝试将自己的心门禁闭，并且不愿意去开启或者深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你们当然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比如罗猩猩，我其实很久没有跟他谈心。我或许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要干什么。假使我不知道，但我看着他，我看着他在做什么，然后我可以慢慢猜测或者想象着他要干什么。于你，但我看不见你，这倒是很可怕。不过，或许我们几个人之间永远会有牵扯不断的线，正如隐形的桥梁，总有办法贯通另一个人的思想。

然而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方能再见，祝好！且耐心等待我们的下一次相见，到时候我们再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唱歌……

最后，祝你生日快乐！

那么，就在离开前说两句……

两周前，到来之前，读着你的博客，“我熊即将自远方来”所反映出的期盼，让我有些雀跃。不过，说真的，我并没有很期望你会向我“坦露心中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