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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星虹
联合早报 04/10/2013 页: 7 早报现在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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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帧肖像(下图)摄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岁次庚戌,是为清末新政期间。这一年,张元济偕同中国红十字会首任总医官、爱尔兰人柯太福医生,前往欧美多国考察。当时中国人的正式服装是长袍马褂,于是出国前先生经柯医生介绍,特去南京路上专制西服的服装店,定制了西装、大衣、皮鞋、领带等等。

  可让张元济最感棘手的,还是当时中国人的那条长长发辫。怎么办呢?幸得服装店有办法,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发套,可以把发辫盘在头顶。于是,张元济留下了这帧带着发套、穿着新装的肖像。

  而这幅肖像,也恰是身处于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如实写照——面对着”古今、中西、雅俗三大矛盾”巨大冲撞,置身于新潮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拉锯之间,每一名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着、探索着,期冀能找出一条祛辱兴国的应对之路……

  回望中国近代文化的沿革,张元济是个不能不提的名字。先生走的是一条”从翰林到出版家”的路子,其功德固在推动现代出版业之发轫,然更在于他”藉出版而兴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蔡元培、胡适等著名文人学者曾赞誉先生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可谓贴切之至。

  然而,这样一位以书业为基台、以教育为己任的文化先驱者,却因某种人为因素,被视为”边缘人物”而长期评价不足。所幸的是,近20年来,”张元济研究”愈见火热,人们又开始留意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贡献,藉以重新审视在世纪之交的近代中国。不过仍需一提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仍聚焦于中国大陆范围内,对张元济与南洋乃至海外的关系迄今较少触及。

  其实,说到南洋的早期华文书业与教育,也不能不提张元济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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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商务到南洋”的人

  那天读书,看”老商务人”如沈雁冰(茅盾)、梁漱溟、顾颉刚、胡愈之等回忆早年在商务做事的日子。翻到陈叔通老先生撰写的《回忆商务印书馆》,读着读着忽觉眼前一亮,”新加坡设分馆”六个字在文中分外显眼。

  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老先生,也是”老商务”之一,1915年在商务就职期间恰巧目睹了馆方商议拓展海外业务的整个过程。文中记道,当时有两方意见僵持不下,一方是”脾气很别扭”的总经理高翰卿,而另一方的经理张元济也向有一股”不让人”的韧劲:

  ”张(元济)主张在香港设厂,而高(翰卿)、鲍(咸昌)总是不同意,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才能通过。新加坡设分馆问题也是如此。”

  这段回忆传达了一个信息,对香港、新加坡两地都弥足珍贵:

  当年正是张元济本人,亲自主张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开厂设馆”;也全拜他的”不让人”韧劲,”外洋第一分馆”才在新加坡成为现实——1916年3月,商务”星洲分馆”开张营业,地址就在大坡大马路吉宁庙旁边。

数十年关注”星洲分馆”

  长期参与祖父张元济研究的张人凤先生曾告诉我们,他近年在爬梳祖父日记、往来信札以及商务董事会历年会议记录之时,发现祖父数十年间对南洋华人,尤其是对商务”星洲分馆”相当关注:

  在1906年一封致清廷学部官员的函件中,张元济写道:”南洋群岛华侨众多,兴学训民,实为本部应尽之职,弟于此事极愿勉效驰驱。”——这是迄今能找到的先生谈及海外华人教育的最早文字记录。

  星洲分馆在1916年开业不久,分馆经理吴渔筌归国述职。先生在日记中记到:”吴渔筌归自新嘉坡,言转运事可由潮、汕转,水脚较廉;又言杂志销路极佳,而递寄太缓……”

  隔年,张元济的学生、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南洋考察教育,返沪后即访老师。在当天的日记里,先生记录了黄炎培报告的星洲分馆运作细节。

  30年代初,日本人炸毁了中国出版业龙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店,星洲分馆也随告停业;30-40年代之交,中国抗战进入鏖战时期,先生提出”推广南洋业务”的开源设想,并主持了董事会议商议”复设星洲分馆”一事……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像张元济这样一位旧学出身的江浙人士,曾在京城做官、长期在上海办实业搞出版,何以会对南洋和海外华人如此关注呢?

  ”祖父其实跟南洋颇有缘分”,张人凤微笑地说。

生于清末广州城

  张元济所以跟康有为、梁启超较为亲近,除了理念相通以外,语言也是相通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这一点,确是出人意料。原来,先生虽说是祖籍浙江海盐人,却在南方广州城出生长大,14岁才回到浙江老家。张父森玉早年到广东谋生,定居广州;母亲谢氏亦原籍江苏武进,数代前移居广东。张元济于1867年出生在广州,那是清末的同治年间(1865-1874)。

  当年张家居于纸行街,”位于明清广州城西门内侧,呈南北走向,因多造纸、裱纸作坊而得名”,不远处便是十三洋行所在的西关,那里钱庄林立、商贾云集,是城中繁华之地。

  广州是中国唯一从未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康熙24年(1685年)解除海禁,广州设立了粤海关,是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之一;到了乾隆22年(1757年),皇上一纸谕令,洋船只许在广州城停泊,遂开始了 “一口通商”的历史,造就了一段”Canton”传奇。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还是后来的事情。

  随着西方商人的来到,西方经商做法、生活方式也最早进入广州,说清末广州是当时”中国最为新潮的城市”,一点也不为过。”祖父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度过的。他后来之所以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新观念新做法,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是分不开的”,张人凤说。

  张元济直到晚年都熟操粤语,朋友中粤籍人士也相当多: 在清末朝廷任职时,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在上海商务任职,朋友中有不少粤籍商人,包括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劳敬修,广东银行的李煜堂,还有怡和、太古洋行华人经理潘澄波等;文化人中,有中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翻译家伍光建等……

  先生尤喜广东音乐,悦其”窈窕眇曼之音”。在《岭南诗存》跋中,先生曾细述粤讴之”缠绵悱恻,节拍天然”,山歌之”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坐堂词之”哭以当歌,随口成文”,大棚之”跌宕激越,声泪俱下”等特点。孙女张珑曾回忆说,祖父”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往往靠在沙发里,听一档播放广东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疲劳得以恢复,再继续工作。”

  在张人凤看来,祖父能说南方方言中的广东话,喜爱广东音韵,对当年许多听不懂官话的海外华人来说,自然就有一种亲近感。因此无论是在清廷做官、还是在商务做事,关注华人聚居的南洋就成了一种必然。

百年前踏足星柔两地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还不止于此——百年前先生赴欧美考察时,在停靠星洲、柔佛和槟榔屿期间,先生曾登岸游览,并为三地均留下文字。

  先生对槟榔屿的记录在拙文《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中已有提及,此处不赘。
  那么,在张元济笔下,百年前的星柔两地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先生对新加坡的最初观感,其实始于踏足狮岛之前——

  船经厦门,先生见有大批壮年男子登舟,抵达香港也无人下船。先生感到事有蹊跷,询问之下方知这些人正是前往南洋的”猪仔”:”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旧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舟至新加坡,停靠数天;先生上岸,在市区郊外走了一遭。来到华人聚居区,耳闻目见的景象竟与家乡无异:”华人街市,悉仍中国旧俗。有时循行数里并不见一洋房。目所触者,中国之器物也;耳所闻者,中国之言语也”。

  第二天,先生渡海到对岸的柔佛新山,晚上下榻于一间”闻苏丹及其贵胄大臣时来饮宴”的旅馆。就在那个晚上,他”见识”了当地极盛的赌风——新加坡禁赌甚严,赌徒中大多是过海到柔佛”遣兴”的华人:”赌税为柔佛岁入大宗,业赌者皆华侨也。市中赌场林立,杂遝喧阗,入 夜尤甚。”

  先生对柔佛政府放任华人赌博非常不满,同时也意识到华人自身素质之不振:”柔佛政府导吾民为不正之营业,而复朘取其脂膏,固属可恨,而吾民程度之卑劣亦可见矣。”

  ”也许正是这样的观感,促成了他日后坚持商务在星洲开设分馆”,张人凤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停留的短短数天内,张元济特意与一位办教育的人士晤面——他是本地老辈人仍常常提起的养正校长宋木林先生(又名宋森)。

  宋校长是当年星洲教育界闻人,在主事养正期间曾有数项开拓性的建树,迄今本地华社仍念念不忘——他在养正附设半日班,以便英校生放学后补习中文;开办夜学,让半工半读的贫家少年有机会读书认字;增设女子教育部,鼓励女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等等。

  两人的再次会面,是在六年后的上海。1916年宋木林访沪,期间三次登门拜访张元济,曾就商务星洲分馆的事情为张元济出主意。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宋木林来谈许久…… (宋木林)言星洲分馆房屋太窄。邻屋会丰商店屋可让……”

  宋木林后应陆佑先生之邀,赴吉隆坡出任尊孔学校、坤成女校两校校长,并在1919年因领头抵制日货被当局递解出境,在广东鹤山老家终其一生从事教育。

到南洋找寻前辈印迹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今天依然延续着——孙辈后人张人凤曾多次来到狮城,追寻祖父百年前留在南洋、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印迹。

  的确,回望中国近现代历史,无论是文化变革,还是科技演进,甚至是国共两党各自”奋斗史”,南洋是一个不可不看的广袤场域:多少具影响力的晚清民国事件,多少曾有作为的晚清民国人物,都在南洋留下可供深挖的线索和刻痕。

  在我们眼中,张人凤是一位谦谦老人。出生于1940年上海的他,跟祖父张元济共同生活了19年,日复一日在长辈熏陶下养成了一种澹泊宁静、内敛低调的气质。老人留下地址,嘱我们到上海时一定到他家里坐坐,那是先生去世前一直住着的地方……。

  临别,张人凤亲笔写下祖父在晚年所做一诗的头两句。这两句诗,看似平常,却寓意隽永,道出了这位普及教育先驱者的一生:

  昌明教育平生愿,
  故向书林努力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无缘亲炙先生的教诲,无缘目睹先生的风采,然自启蒙那一刻起便受先生的润泽,皆缘家中书橱中珍藏之商务出品向是父母的最爱;惟久沐先生恩惠,却懵然而无所知。今置身美丽狮岛,有缘得见先生的后人,并循此探寻先生南洋之缘于一二,何其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