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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山脚水仙门

07 5th, 2015

俗称皇家1山脚的禧街战前旧景,

自宋元以来,福建泉州便是通南洋地区的主要商港,南洋华人地名多以闽南语称呼,但新加坡开埠后官方译名也有不少依粤语音译的例子。

  福康宁山(Fort Canning Hill)过去是殖民地总督的官邸所在,俗称”皇家山”,其山脚的”禧街”(Hill Street)俗称”皇家山脚”;”脚”是闽南语”底下”之意,在山丘底下叫山脚,而在一片竹林底下的地方就叫”竹脚”。

不少粤语发音的街名

  一个曾在50年代在马来亚当差的英国警官告诉我,当年派到新马的警官,都会学习基本的粤语或者闽南语,当时他的许多同僚选择学粤语,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懂得粤语,除了到马来亚,还有派驻到香港的机会。

  20世纪初年,政府推出官方华文译名,有理由相信许多华文街名的译法,跟翻译的官员语言背景有关,并也参照了香港的经验。

  其中不少是依据粤语发音的音译街名,比如早期用”星架坡”,”Road”译成”律”,马来乡村”Kampong”译成”监光”或”甘光”。”Hill Street”的官方译名是”禧街”,”禧”也是粤语音译词。

  开埠初年,新加坡河南岸是沼泽地,船只停靠在北岸,登陆后入城的地段是谐街,福南街,哥里门街与桥北路吊桥头等地方,这一带俗称”水仙门”。

‘水仙门’就是登陆口岸

  对”水仙门”名称的来源,几十年来流行因该地水仙花市而得名的说法;几年前也曾提出这是跟登岸入城的口岸有关的看法。我认为其源头可追溯到宋代的泉州,当时泉州海关设在南薰门,南薰门旁有座水仙宫,供奉商人和船员的海上保护神”水仙尊王”。南薰门俗称”水仙门”或”水门”,进城的海关入口因此也叫”水仙门”。

  在1853年出版的一本厦语与英语对照字典里,其中”Gangway”一条的翻译就用”水仙门”,而”Gangway”指轮船船边放下的斜梯或走道,就是”入口”意思。依此推断,泉州人后来把登陆口岸叫”水仙门”的称呼,先带到马六甲,再用于新加坡。

  其实本地许多民间俗称的来源,都是代代口耳相传,大多没有进一步考证。我们在民间旧俗称快要在老人的记忆中消失之际,得为本土民间记忆做点工作。

(吴庆辉, 联合晚报27-8-2014)

2013年以来中国媒体的发展概况- China’s Media Landscape since 2013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如何应对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危机,以及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出台了哪些新政策?如何整肃新闻敲诈、网络造谣等媒体乱象?这些举措成效如何?

主讲人: 明永昌 (联合早报网网络编辑)
主持人: 符詩专(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Date: Saturday Oct 18, 2014
Time: 02:00 PM – 04:30 PM
Venue: Level 5 – Possibility in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Lang: Chinese
Note: No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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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学会文史讲座系列
讲题:“口述历史方法学与本地文坛研究”。
主讲人:赖素春博士
地点: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楼讲堂
日期/时间:2011年10月29日下午2-4时

内容简介:

史料收集工作是历史研究重要的一环,而口述历史是除了文献史料以外史料收集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主讲人将通过口述历史中心所收集的本地文坛人物的口述资料, 呈现战后新加坡华文文坛的状况,并以个别曾经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例如,谢克、骆明、孟毅、烈浦、刘北岸、尤今、蓉子、方然、杜红、君绍、莫理光、杜诚等的口述访谈为例,介绍如何采用口述历史材料进行作家研究。

来自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的赖素春也将分享她进行口述访问的工作经验,让我们认识口述历史的原理、特性和方法学,以及在使用这种资料时应该留意的事项。

主讲人简介:

赖素春博士,笔名皂秋,国家档案馆属下口述历史中心高级研究员。

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将于本周六,4月2日,下午3时至5时,假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层的 Possibility Room 主办公开英语讲座。

讲座由梁秉赋博士主讲 “Chinese Schools in 20th Century”《新加坡二十世纪的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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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建国队工作的情形

(录自《风雨独立路 – 李光耀回忆彔》第19章 组织新政府)

1959年选举大胜后,政府决心趁热打铁推行了一系列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