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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里门街3号

06 30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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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英国印度殖民时代色彩的建筑群风景线,取代莱佛士时代的亚峇屋村落,成为海峡殖民地时代的代表符号。

  哥里门设计的多栋欧洲新古典风格建筑,改变了城市面貌,这些带有英国印度殖民时代色彩的建筑群风景线,取代莱佛士时代的亚答屋村落,成为海峡殖民地时代的代表符号。哥里门的接班人工程师汤申(J.T.Thomson)1851年的油画作品(右图),记录了哥里门所留下的时代印记。

  哥里门街(Coleman Street)是以在这条街上门牌3号的一栋平房主人的名字命名;位于水仙门的哥里门街,俗称酒店街,也是因为门牌3号后来转为酒店用途前后长达100多年。

  佐治•德顾拉•哥里门(George Drumgoole Coleman,1795-1844)是一名出生于爱尔兰的专业建筑师,是早期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先驱人物。19岁时他离开家乡,先后在加尔各答和巴达维亚(今称雅加达)执业,1822年他应莱佛士之邀为新加坡城市规划提供咨询。

真正落实城市建设计划

  新加坡在1826年海峡殖民地成立后进入开发建设期,哥里门到新加坡来,为商人盖私宅,替政府测量土地,1833年担任工部局执行官,建设道路,开辟水沟等公共设施,真正落实城市建设计划。

  开埠初年,因英荷关系紧张,前景不明朗,盖的房子都是亚答木屋,哥里门在1826到1841年的15年间,交出亮丽成绩单,他设计的多栋欧洲新古典风格建筑,改变了城市面貌。

  在水仙门与大草场周围就有(1)建于山上的莱佛士的砖屋;(2)商人麦士威的平房,后改修为国会大厦,今天的艺术中心;(3)旧圣安德烈教堂(原建筑已拆除);(4)亚美尼亚教堂。其他地段还有已拆除的旧莱佛士书院,现在是赞美广场一部分的前法庭书记住宅,以及前福康宁山基督教坟场的山门等。其中好几栋今天已成为受保护的国家古迹。

  哥里门街3号是哥里门的住宅(5),建于1829年,街对面的平房(6)则住着他欧亚裔的情妇和女儿,后来一度是陈金钟的住宅;哥里门街1和2号(7)则是后来他跟来自爱尔兰的年轻太太的新住家,不幸的是在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没几个月,49岁的哥里门就在此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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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里门街3号自1841年起改作酒店用途,一直是水仙门地区的地标,这房子曾是伦敦旅店,亚达菲酒店(后来搬到同街1号地址),伯斯大酒店(Hotel de la Paix)与巴林顿酒店(Burlington Hotel)。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这座百年老房子显露历尽沧桑之态,于1965年拆除让位给今天的半岛酒店与购物中心。

(吴庆辉, 联合晚报 10-9-2014)

早年新加坡繁荣的港口门户 rs

  他们所见到的海滨风景线就是新加坡的门户……不知有多少到来的人,在这门户面前,对这座城市默默寄予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我们从当年人们留下的日记和游记中,经常可以读到乘船缓缓驶进港口的描述,滨海城市在凉风习习,阳光普照下进入眼帘,风帆点点,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激起甲板上乘客的兴奋与期待。

发展焦点在河的南北岸

  他们所见到的海滨风景线就是新加坡的门户,范围是从政府大厦前面的草场到俗称”红灯码头”的滨海地段,这是许多油画,水彩和明信照片的长青主题,不知有多少到来的人,在这门户面前,对这座城市默默寄予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在殖民地时代,发展的焦点就放在新加坡河北岸大草场边的行政中心,以及河南岸商业金融中心。建设与变化,是新加坡发展的缩影。那1819年开辟的宽敞绿茵草地,一直是常年庄严庆典的当然场地,草场上的板球俱乐部建于1860年代,另一头建于1908年的康乐俱乐部也有百年历史。

  在19世纪下半叶,草地周边掀起另一波的变化,海滨分别在1890,1930和1950年代填土,伊丽莎白公园是建在新的土地上。在1856年竣工的市政厅后改建为维多利亚剧院,建于1837年的圣安德烈教堂因被雷击而在1850年代重建。1865年,草场一边有座叫”欧洲”的旅店开业,之前这里是三座欧式平房,酒店曾在1907年拆除重建,后来让位给市政厅(1929年)与最高法院(1937年)。作为市区的屏障的皇家山在草场的大后方,莱佛士的官邸曾在山上,1860年建福康宁炮台,1903至1958年间还有座灯塔在指引方向。

门户景观像活广告

  以上这些是殖民地港口的典型建设,构筑的不只是一幅繁荣美丽的画面,它标榜大英帝国在防务安全,治理效率,商贸规模与现代消费等的成绩。

  门户景观就像一部活广告,告诉大家这里是一处提供相对自由平等机会的法治文明社会,让人们有信心,也点燃一代又一代的人改变命运与实现梦想的希望。当然,梦想的实现还得经过现实生活的磨炼。

  今天我们已在全新的风景线前庆祝国庆,那夜烟花依然灿烂,不知又点燃多少新的梦想和希望?映在心底还剩下多少过往陋巷里的生活记忆?

(吴庆辉,联合晚报 2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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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邮票都还没普及的年代,远离家乡的人们是多么渴望来自故乡的音讯,到这个聊天角落来,听听故事解解乡愁,成了平日的社交活动。

  新加坡曾有个地方,因为人们喜欢在那里聊天讲闲话说八卦,被称为”八卦角落”或”丑闻角”(Gossip Corner,Scandal Point)。

  在开埠初年,那是一个还没有电灯和汽车的年代,当时住在这商埠的欧籍人士用餐的时间比较早,每天晚餐过后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就会到大草场散步或遛马。

  在圣安德烈教堂对面靠海的草场边有一处叫桑迪角(Sandy Point)的地方, 是海岸线上一块突出的小尖角,那里曾有一座小炮台。其对岸就是后来叫红灯码头的地方。

矮石墙上’广播’八卦丑闻

  1830年浮尔顿炮台竣工后,这尖角上的小炮台就改为礼炮炮台。草场靠新加坡河口的一端则曾有一座码头,那是早年官式访问的登岸口,那门礼炮就为当年军事仪式提供服务。

  大约在19世纪的50年代,礼炮被移走,炮台遗址的空地以及留下的矮石墙正适合人们歇脚聊天。在那个邮票都还没普及的年代,远离家乡的人们是多么渴望来自故乡的音讯,到这个聊天角落来,听听故事解解乡愁,成了平日的社交活动。

  每天上午镇上发生的事,船客水手带来的消息,到了下午全到这里”广播”。当然流言蜚语,八卦丑闻,也是从这里传开来,”八卦角落”与”丑闻角”因此而得名。

传建教堂需人头祭

  19世纪50年代,圣安德烈教堂的建筑结构出问题,为安全起见,教徒不在里面做礼拜,不久城里就有教堂闹鬼的传言。当时重建工程用的是印度裔工人,城里更是人心惶惶,传说建教堂需要人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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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在教堂对面的这个八卦角落,人们相互告诫坊间流传的谣言。中国古代建桥造路本有人头祭的传言,南洋这里也不时因洋人政府要造桥建教堂,而传出秘密砍人头祭祀的谣言。

  后来,因为海岸的填土工程,空地上开始有流动小贩招徕生意,但人们因为城市的发展,聚会聊天的场地也多了,八卦角落从此走进历史。

  想起我们小时候,每当孩子顽皮不听话的时候,老一辈就会警告说:”不听话就叫’安菍菍’(印度人)来捉你”。不知道这种加了种族色彩管教孩子的方式,是否就跟百年前的那段教堂闹鬼谣言有关?

(吴庆辉,联合晚报 3-9-2014)

Monteiro family rs

  选择远离喧嚣的离群生活其实并不容易,多少人能过着白天拥抱蓝天碧海,夜里把镶满星星的夜幕当被盖的日子?

  在殖民地时代曾有这么一段现代”鲁宾逊”故事。

  新加坡13公里外的西南海域上有座安乐岛(Pulau Senang),上世纪60年代初,是用来放逐顽固私会党徒的营地,计划失败后,改为军队实弹爆炸区。

  战前岛上有座马来渔村,在日据时期,岛民相继离去,军政府从爪哇征召百来名劳务员到岛上从事晒盐和种植木薯的工作,当中不少因营养不良而客死异乡,传言后来全被杀害,孤魂在岛上流连,渔民不再登岸,从此一片荒凉。

  在安乐岛南面百来米外小岛上,是莱佛士灯塔所在地,一个名叫阿杜夫•蒙狄罗(Adolf Monteiro)的欧亚裔看守员说:”在安乐岛的沙滩上不时还发现骨骸,但我不信鬼魂那回事。”

  1947年,蒙狄罗在看守灯塔27年后退休,回到新加坡,但他无法适应喧闹的城市环境,每晚要等末趟巴士离去后才能入睡,又因负担不起昂贵的生活费,于是选择搬到安乐岛上生活,成为本故事的主人翁。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从小就向往住在海岛的他,时年52岁,搭盖一座浮脚木屋,跟家人栽种蔬菜,香蕉和甘蔗,饮用战前留下的井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这户天主教家庭是岛上唯一的住户,成员包括他的妻子萝丝,子女和亲戚共十人,在岛上跟他们为邻的是成群的猴子和一只不知哪来的野猪。

  据当年媒体介绍,他们一家白天干农活,采集椰子制椰干卖钱,收集巴高木(Bakau)为燃料;平日孩子们最喜欢捕鱼作乐。蒙狄罗说:”生活就是学习的课堂”,到夜里他会给孩子们上课。

  每周一回他会划独木舟到毛广岛取报纸和所需的药物;每月一趟会从毛广岛乘搭蚬标油公司的船到新加坡本岛,领取50元的退休金。每到新加坡添购物品时,他都不忘给孩子们带回一些”惊喜”。

  50年代,家人为了学业与工作先后回到新加坡,蒙狄罗跟儿子史帝芬两人仍继续留在岛上生活。1960年,因为设立囚犯营的计划,父子俩搬到附近的巴歪岛,安乐岛的外一章从此结束。蒙狄罗于1965年因肺痨,在实笼岗杨伯纪念医院辞世,享年75岁。

  选择远离喧嚣的离群生活其实并不容易,多少人能过着白天拥抱蓝天碧海,夜里把镶满星星的夜幕当被盖的日子?

(吴庆辉,联合晚报 13-8-2014)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1/06/2013 页: 15 早报现在名采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呈上一个折子,”密保维新救时人才”,向光绪破格推荐了五名低官阶的官员。

这五个名字中,有四个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对于第五人,徐致靖在”密保人才”折里这样写道: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

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帝首先召见了”密保人才”折中的两人——康有为和张元济。

百多年后的2013年,微风拂面的一天。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廊里,73岁的张人凤先生停在康有为的肖像前,细细端详。良久,他回过头来,说:”康有为是祖父的朋友。”

张人凤的祖父,就是”密保人才”折中提到的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说到”张元济”这个名字,人们会想到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泰斗、商务印书馆的创馆期元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清末光绪年间的那股朝政变革巨流中,出身翰林的张元济曾跟维新派康、梁的名字连在一起。

  也许是凑巧吧?晚晴园也是本地唯一呈现”华文书业”的纪念馆,新加坡的商务分馆即是在张元济主持馆务时设立的。商务分馆那张泛黄照片,静静地挂在展馆的另一隅。隔着绵邈岁月的千山万水,藉着辛亥年的宏大叙事框架,一个戊戌年间的故事似也在无声地进行着。

1898年:”愧无良药进忠言”

戊戌年6月16日,黎明时分。31岁的六品官张元济,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的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他心里明白,按老祖宗的规矩,皇上只见四品以上的大臣;这次召见只有六品官阶的康有为和自己,看来皇上这回是真的下决心变法了。

不过,对”张元济”这个名字,光绪倒是有点印象的。甲午战败后,朝廷上下大受刺激。在读了康有为上书中的”自强雪耻”之策后,这位年轻皇帝萌生了读些在经、史、子、集之外的”新书”念头。在他亲笔开出的书单上,有一本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国学者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那时 “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那是一个集体启蒙的年代,连皇帝也不例外。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2

为皇上找书的事儿,就落在了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张元济身上。在那些日子里,张元济费尽心思四处寻书;可在百多年前的京城,要找新书,谈何容易!张元济只好深挖个人书筴,挪借于友人书斋,凑集一批、呈上一批;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

晚年的张元济,仍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见皇上时的情景:光绪说话声音颇低,但语气和蔼,再三叫张元济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见皇上着意倾听,张元济于是大胆进言,提出当务之急有二,即翻译西文和”设馆储才”,因为无论是建铁路还是搞外交,中国都需要新学以及懂得新学的人才。

  张元济晚年时曾对儿子张树年说,自己一生见到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到光绪,张元济始终对这位皇帝抱有”知遇之情”。在他眼中,光绪固然”殊欠刚健”,但却不失为一名有力图革新志向的皇帝。张元济曾作一诗,记下这次君臣之间的谈话:

  微官幸得觐天颜,
  祖训常怀入告编,
  温语虚怀前席意,
  愧无良药进忠言。

著名的”戊戌变法”,在第103天走到了尽头。眼见谭嗣同等六人血洒刑场,康有为梁启超远走海外,一众大臣纷成阶下囚,张元济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就不难想见了。

  李鸿章倒是有一双识人之眼,把当时遭朝廷”革职,并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荐给了在上海主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两年多后的1903年,张元济加盟由夏瑞芳等人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并任所长。

1903年: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张人凤说,晚清官场少了一个张元济,成就了一个近代杰出的出版教育家——从朝廷步入民间,是张元济一生重要的转折。

  康有为和张元济,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翘楚人物;然而,相比于豪放大气、张扬恣肆的康有为,张元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他没有洋洋洒洒的谈话演说,也没有堆积等身的专门撰著,以致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此,要看张元济在近代中国自强图新的版图上的位置,惟有看他做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妨略举数例:

在专事”英才教育”的南洋公学,张元济渐渐悟到,中国的问题实则出在”民智过卑”,四万万人中受过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仅占人口千分之一;然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国人,也不过是”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于是,当商务创馆人夏瑞芳邀其入馆时,张元济与夏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3

在商务印刷馆,张元济请到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编制新课本和工具书,翻译逾百种西方小说名著,新创多种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当年商务生产的大量优质精神食粮中,不少到了今天都仍是华文知识食谱中的”启蒙主食”;

对张元济来说,出版校勘是平台,而”昌明教育”便是毕生要圆的心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加盟商务一年后即编制推出的新式课本——《最新教科书》,蔡元培曾誉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在南洋一隅的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堂出现在1905年,学堂的首批学生就直接受惠于来自中国上海的这套商务课本。此时离武昌革命成功尚有六年……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4

全心拥抱新学,并不意味着要舍弃旧学;正相反,张元济对中国传统典籍,可谓万般顾惜珍爱。在统筹全盘业务之余,老先生就做着自己最为擅长的工作——他专辟”涵芬楼”收藏善本古籍,而他对《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被学界称为”两项了不起的大工程”,”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古籍出版的最高水准”。

  张老先生一生没留下专著,可他在商务印书馆60余载的心血早已”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受他启蒙的海内外华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1910年:南洋槟榔屿晤”友人”

  1910年3月17日,张元济乘搭游轮自沪启程,赴欧美多地考察教育和出版印刷业。此行自3月到隔年1月,费时近一年。船每经一地,张元济都给上海的家人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文字简快明洁,记录了整个行程和重要事件。

4月3日,舟抵槟榔屿,张元济拜访了一位”友人”,两人把臂同游槟榔屿植物园——这名友人,就是在1898年去国、流亡海外已达12年的康有为。

  12年后的首次相见,两人有没有回顾变法维新那惊心动魄的”百日”?康有为当时仍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张元济的明信片上不便明言,惟文中”寓公”、”友人”之所指,知情人当可读懂一二吧:

  ”槟榔屿故隶暹罗……,今其地已割于英。暹罗固失其主权,而土酋亦仅作寓公,寄人篱下矣。小屋数缘,栖迟海畔。余(我)驱车过其门前,友人指以示余,为之欷歔不止。”

  说到张、康之间的情谊,虽张元济从不属康、梁内圈人物,他对康有为一直怀有尊崇之情。有人说这是”同沐皇恩,效命新政”的特有情谊,也不无道理;然从张元济《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中所录一诗来看,维持这种情谊的纽带,更是他对”晚清书生报国”情怀的不弃: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要知道,写此诗之时,已是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的1952年了。

变法:一幅壮丽的画卷,一个启蒙的座标

  纪念馆里,与康有为肖像并排而列,是邱菽园西装楚楚的半身像。张人凤在整理祖父的资料时,曾经见过两人之间的通函一纸,内容说的是邱菽园赠予张元济的一部诗集。人称”南洋第一诗人”的邱菽园,为”当年名士,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他当年赠给张元济的,究竟是哪一部诗集呢?张元济来南洋的那年,两人可曾晤面?

张人凤说他常来新加坡,为的是看望在狮城落户已近20年的女儿一家;每次来新,也必会上图书馆、博物馆去查找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足迹,惟目前尚未找到他跟邱菽园交往的更多资料。”听说国家图书馆接下来会推出一个邱菽园展览,也许借此找到两人往来的更多文献资料。”张人凤微笑着说,声音中是满满的期待。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1

邱菽园是本地唯一的举人,1898年进京会试时恰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1200名参与签名的举人中就有邱菽园的名字;而变法事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幸得邱菽园接济,亦是本地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黯然于历史的邱菽园》一文中,本地学者李元瑾则提醒人们,在纪念本地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的革命事业时,可别忘了”他们是如何受惠于导师邱菽园的启蒙和开路。”

晚晴园故事主角之一陈楚楠,晚年曾回忆当年”启蒙之师”邱菽园:

  ”兄弟与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为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智识。”
  这群年轻人当年也参加了由邱菽园、林文庆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维新活动,”直至1900年自立军失败和义和团事变后,才转向革命”。

  ……
百年仰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013年张人凤在狮城对祖父张元济和他同辈人的回忆,让今人百年回望的视野,从狂风扫落叶般的辛亥年,向着更远更深的所在延伸开去,回到同样惊心动魄的戊戌年。

学者张鸣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这幅壮丽的变法画卷,也是一个启蒙座标。然而,启蒙的印记,常常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皱褶之下 ,容易被后来的更宏大的叙述所隐掩。

此时,听听胡适如何评价戊戌年另一位启蒙之师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1912年秋天,”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十余年的梁启超返国。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意及世界大势者,皆梁任公之赐。……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乳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这番话,是对启蒙之师梁启超的一次致敬,也是对戊戌年前后许许多多曾令后人受惠、但后人对其一无所知的启蒙之师们的一次致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见他们抖抖身上的蒙尘,一个个从历史的层层皱褶中走了出来,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张元济、邱菽园、林文庆,还有更多更多……

是的,他们当中,有的后来转而倡导革命,有的依然笃信君主立宪,各自或赢掌声、或得骂名;惟百多年前的思想启蒙光辉,曾寓”自强雪耻”之策之中,曾基”昌明教育”理念之上,一直耀亮着中国近代的百年之路,不曾因时势潮变而有一丝褪减。

  如是,辛亥年的故事,当可从戊戌年前后说起吧?毕竟,中国近代第一声发聋振聩的求变之音,响在更早的戊戌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