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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辉

八九十年代许多本地中年或上了年纪的华族妇女,在写字楼办公室从事打扫清洁的工作,她们在写字楼里抹桌扫地倒垃圾,替高级主管清洗茶杯、给到访的客人和参与会议的人士添茶倒水和准备茶点。

办公室的餐具和食品储藏间是她们工作的岗位,她们在那里打点和洗涤餐具,也在那里休息和待命,因此也在那里跟到来倒水洗杯的职员们闲聊几句。一般写字楼里的秘书是清洁打扫阿嫂“安娣”在办公室的的工作伙伴, 工作的活儿大都从秘书那里交代下来。

“扫地安娣”一般是上了年纪口操方言的华族妇女,这般年纪的妇女是语言天才,跟马来和印族同事能讲“吧刹”马来话和简单的新加坡式英语,跟年轻的一代讲华语,她们在方言环境长大,自学华语没太大的困难;我们喜欢用方言跟她们沟通,除了话题较多,也更能感受那一份亲切。
安娣多是妈妈或祖母级的人物,工作是因为可帮补家庭经济的需要,有的则是要自食其力过独立的生活。她们之中有的慈祥和蔼,虽然职位低微但都得到职员们的尊重,碰面时礼貌上简单的问好和请安,增添工作场所的人情味。

健谈的清洁阿姨,一般跟办公室的职员,特别是跟中年的女同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从家里的柴米油盐到社会新闻。过于“健谈“的安娣,难免会被贴上“八卦”的 标签。时代变迁太大,道德标准的差异,她们成为了操守和衣装的巡察员,有时还成了单身职员的催婚员。“包打听” 和“广播站”的本领却也令她们成为人们巴结的对象。话说回来,只要言语上能沟通,她们谈话的内容倒不乏丰富的生活知识,比如家传菜的食材和煮法、药膳保健和江湖药方、做月子和哺儿育女经、红白事的人情与礼节,从民间禁忌与生活的规矩到求神问卜和酬神祭祀等等,真是办公室有一老是写字楼的一宝,民间口传智慧就在生活里这样般不经意的传承下来。

发生在职场里餐具和食品储藏间老中青与高中低级员工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富有人性化和人情味的职场生态,这职场生态也是忙碌生活中透气减压和凝聚归属的地方。

曾几何时,大型写字楼直接雇佣的老安娣渐渐在职场消失了。办公室的清洁的活儿给外包了。年纪大的,手脚慢体力差的,都先后从职场退下,因为种种经济的效益原因,外国劳工成为承包公司聘请和依赖的对象。

本地“外包”文化的营养

“外包”是一种提高生产力的经济行为,社会分工走向专业化的一种需要;凡非核心工作,例如,保安、停车场、花园、维修、清洁和仓储等工作,让专人总揽负全责一手办理的安排,一来不必为员工的征聘、培训、排班、薪酬、升迁及纪律等等人事管理问题操心,也不用承担其中行业相关器材和技术的评估调查与提升的功夫,于是可以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项目性的工作、合约性的关系,对资方人力成本是更灵活,对服务质量,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效益是更有弹性。

在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大环境里,对我们的职场生态的冲击,除了上述扫地安娣,代表老弱和低技术的新加坡人口中土生土长的一群,还包括管理层面应对的动作。

他们有的打着提高生产力的旗帜,不断重新划分业务,做数字游戏满足以经济效益数字的业绩衡量标准。大小事另找专人代办的背后,只是把新加坡籍的老弱和低技术员工,从经济平台被扫到社会福利的地毯底下,另行处理的一种悲哀。

在精英制度下的年轻新生代管理层,欠缺的核心业务、善用年资老经验丰的老员工以及直接管理低层员工的经验。反正为他们预订的职业道路安排下,往往在三两年后就会高升他去,花心思“投资”在照顾员工和改善非核心业务的工作效率上一直不是他们的主菜。职场里不免还有二三流的经理影响士气,而一些依靠权力团伙守住分配资源权位的办公室政治老手,要的只是听话的核心幕僚和执行员,在“外包”与“生产力”划上等号的时代,“外包”成为办公室政治维权护利和拼业绩的手段,不良管理素质往往是滋养本地外包文化土壤的一种“毒营养”。

企业社会道德责任与员工被面谱化

我们可有注意到,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制度弊端下,低技术层面的员工出现被面谱化的现象? 就以清洁的承包工作为例,只要承包商把清洁活儿干好,哪个员工来做,是不是由同一名工人来做?再也由不的公司职员来拿主意,“外包”的安排使我们跟老弱低技能的安娣和伯伯们从直接的雇佣关系转为间接雇佣合约性关系,因为合约性、工人流动性、工人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等等原因,不管清洁工人或保安人员也好,他们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也都不重要,认识他们机会少了,更不用说成为“同事”,对许多人来说他们都一个样子的,都穿上同样的制服,一样表情,都好象戴上同样的一幅面谱。这样一来, 有一天,我们的大厦管理员、保安大叔、维修技工、以及经常光顾的小吃店店员都面谱化了,成为有血肉会呼吸的“机械人”。
结构性调整也包括许多被企业化的公共机构,相对来说,它们成为一所追求纯效益而不必直接负责社会道德的经济结构。员工被面谱化的同时也就出现高级管理层与群众关系脱钩的现象。弱势群体的福利,一方面由国家和民间社团的财富再分配机制来照顾,吊诡的是照顾弱势群体福利的社会道德也会面临被企业化的命运,政府成为其当然的“承包机构”。另一方面在一条法律顾不到的灰色地带里,还不时传出承包商和中介员工被剥削的案例。

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是要让阿姨伯伯一代人,留在职场生态之中,组成老中青的一环,里面还有其政治与社会福利的学问。我们对工商企业和企业化的公共机构,应负起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已经是一种单向要求和遥不可及的期望,今天,提出我们职场生态里低技术层面的员工被面谱化、管理层与员工关系脱钩、老中青年龄结构和人情味浓的有机生态起了变化, 对“外包”的纯经济行为,以及为提高生产力以纯经济效益数字为测量标准的偏差,希望大家在我们付出更大政治和社会的代价之前,对社会问题给予关心思考与意见交流。

假设一个重商社会经济结构可摆脱社会道德责任的约束、追求纯经济效益,而玩数字游戏的职场文化成为普遍的现象,下来肯定会腐败害群。虽然不善管人也不熟行的“伪内行”团伙,他们听命于管不了他们的外行,结党钻营,骑劫内行,满天过海的现象,尚未泛滥成灾,但也不是杞人忧天吧?

“从‘扫地安娣’窥探本地‘外包’文化”《怡和世纪》 第18期 2012年10月 第76-77页

章星虹/文•图 (联合早报 2012-03-28)

书,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吧。
不用隆重盛大的仪式,也没有冠冕堂皇的场面,只是在流年似水的平常日子里,因为不舍,所以有了赠、藏、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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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我们这一把年纪的六兄弟,今天怎么上报了?编辑先生不嫌我们罗嗦,执意要我们说说自己的故事。那好,就说几句吧。

  我们是中华书局印行的《新编高中国文》课本,于1946至1952年间在香港印刷厂生“人”,甫一付梓就被打包装船,带着满身油墨香来到南洋新马一带。扳着书页算算,迄今已有六七十载了。

  不过,跟民国初年从上海来的前辈相比,我们六兄弟可不敢称老。中华版的图书教科书,自1915年就陆续南来,再过两三载就百年了!听前辈们说,最初的落脚点是庄希泉先生在桥南路经营的 “中华国货公司”,那家国货公司是中华书局的“南洋特约总发行所”,同时也代理其他书局的图书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星加坡分局,要到1923年才正式开设。

  待到我们六兄弟来南洋时,已是50年代初了。记得抵埠后稍作休整,我们就被分到一所所华文学校,一待就是数十年。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遇上了来自商务、上海、世界和南洋四大书局的同侪,大家济济一堂、各显才华,好不热闹!我们一起面对世事起伏,尽己本分,不去理会加诸于身的各种“帽子”;我们伴着一代又一代华校生成长,看着他们从稚嫩少年逐渐成长,成为有用之材。不瞒你说,每想到这里,我们都满心欢喜,老怀安慰!

你看我们啰啰嗦嗦的,扯远了。编辑先生特别嘱咐过,让我们说说近些年退休以后的情况。那就说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赠书、藏书、释书”的故事吧……

赠书人:华校退休女老师

你问我们是什么时候退休的?这说起来就话长了。简单地说吧,以前的华校是“六三三”制,即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我们六兄弟呢,就是高中生用的华文课本。不过,是从70年代初开始吧?本地学校逐步改制,我们六兄弟也渐渐成了无用之“人”。记得那时我们灰头土脸,无人理会,滋味可真不好受!
就在此时,有一位华文老师收留了我们。她为我们掸去满身灰尘,清出书架的一角,让我们六兄弟安身。书架上岁月悠悠,究竟待了多久,我们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天,老师把我们从书架上取下,仔细包好,带我们出门。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书城“百胜楼”二楼的新华书局。

  一来到书局门口,我们顿时雀跃起来:这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同伴哩!书店面积不大,书籍堆得满坑满谷的。这时书店的杨老板迎了出来,只听见老师开口道明来意: “我是退休多年的华文老师,这套书也跟了我好多年了。我一直不舍得把它们送人,更不希望它们以后失散他处。听朋友说你是个爱书人,我今天就把这套书带来送给你。”

原来老师是要为我们找一个好归宿!我们舍不得离开她,但也明白她的心意。最大的遗憾是,老师赠书时没有留下姓名,迄今我们都无法找到她!

藏书人:华文书店东主 

 在这间小书店里住下后,我们六兄弟又长见识了——与其说这是间书店,不如说是间藏书阁。藏书人杨老板保留下来的每一本书、每一片纸都能道出本地历史的一个面向。

  除了藏书,杨老板也捐书。仅在我们住进来的几年间,就亲眼看到他捐出图书达3000多册。按董桥的说法,一个好的藏书家,不仅要会藏书,还要懂得捐书。

  人们也说,杨老板有“嗅”书的本事,一“嗅”便知一本书有没有保留的价值。随着愈来愈多老辈人希望把自己毕生藏书捐给本地图书和文化机构,他也开始忙碌起来,常常被请去帮忙清理藏书,他乐此不疲,而且分文不取。

杨老板虽然阅“书”无数,但对我们六兄弟一直格外器重,爱护有加,因为他非常清楚华文教科书作为当年知识“主食”的分量!平日,杨老板把我们收藏在密封的塑胶套里,不轻易拿出来,只有在很特别的场合才肯“放人”—— 不久前的一天,在杨老板的特许下,我们六兄弟暂离书店,由两名后生带着去拜访一位老者……

释书人:前辈南来文人

  宽敞明洁的客厅里,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端坐在客厅的中央。带我们前去的后生,把我们六兄弟一一介绍给老者,并恭敬地称老人为“释书人”。老人接过我们,静静地翻看……
客厅的左侧是一扇硕大的玻璃窗。窗外,一幅画徐徐展开,雨后片片竹叶凝着晶莹点点,沉实的墨绿中揉着欲滴的淡翠,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过了好一阵,老人慢慢从书中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如见故人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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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这位鹤发童颜、精神奕奕的老人,正是刘老先生,本地知名前辈诗人、95岁高龄的刘思老先生!

  怎么这样一位鼎鼎有名的大诗人,当年也曾在学校里教书?原来,在那个年代(听说在这个年代也一样),光靠写诗作文是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因此刘思在战后曾打过两份工,一份是报馆编辑,另一份就是教书。

  说起刘老先生的教书生涯,不能不略提中正中学的庄竹林校长——1956年,庄校长聘请在中国读过师范专科的刘思到中正教华文,而且一来就教高中毕业班!刘思说:“这对庄校长和我来说,都是一次冒险。不过不冒险,就没有精彩!”

  当年上过刘老先生课的中正学生,包括刘思的儿女,即诗人长谣和妹妹双圆,至今仍记得上课时的那份精彩——才气横溢的老师,喜欢盘腿坐在椅上谈文论诗,飞扬神采、声情并茂;说得兴起时,有时会叫学生去买杯咖啡来,润润嗓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天,见到我们六兄弟,还有围在身边、屏息聆听的一众后辈,刘老先生兴致很高,遂从“编辑大意”讲起,一点一滴,娓娓道来:“如果说初中属于‘学语文’的阶段,那么到了高中,就是‘学文化’的时候了——中国素有‘以文述史’的传统,这套华文课文的内容从先秦到现代,学上三年,就基本上接触到中国数千年‘文学+历史’的精髓了。”

  老先生说:“当年的华文教师,不仅传授文化,也会花心思教导孩子如何做人。老师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就学到了文学和历史,也接触到文史背后的人生哲理!”
  至此,我们六兄弟渐渐明白了“释书人”一词的含义:释书,比教书更多了一层。后辈人要了解过去的点点滴滴,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找老人家聊天了。在战前南来的前辈文人中,刘思老先生可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位大师——我们今天何其有幸,能亲聆老先生为后辈人阐释当年华校生的教科书!

  不知何时,老人开始朗诵起那首著名古词《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顺着老人的手势向远方望去,在起伏跌宕的声调中,我们一下子有点恍惚了:不过短短数十载,往日课堂里朗朗读书声中的那份壮美,何以已近“音尘绝”?
……

  这就是我们六兄弟要跟大家说的一个“赠书、藏书、释书”的故事。书,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吧。不用隆重盛大的仪式,也没有冠冕堂皇的场面,只是在流年似水的平常日子里,因为不舍,所以有了赠、藏、释。
  传承,系于不舍。这样的故事,一定不止这一个。

(完)

《联合早报》 2011-11-6 • 早报周刊 • 东读西写

香港作家小思: “香江出品” 是一段双城故事

● 章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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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香港电台网站)

  香港中文大学前教授卢玮銮,是读者熟悉的作家小思。

  她一直在搜集着香港文学及文化的资料,2008年获得新加坡新华书局老板杨善才捐赠一批50年代香港出版的儿童读物。

  小思说,当年香港印成的许多书刊都外运,在香港反不多见。所以,这些书刊今天能“回家”,意义重大。

  上世纪50年代,英殖民政府的一纸禁书令,让本地华文书业走了一条 “从星洲到香江,再回星洲”的迂回路,柳暗花明地开启了一个“香江出品”年代。自此一批又一批华文课外读物,在香港付梓打包、装上货轮,源源不断地销往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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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加坡新华书局)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在那一头的香江,一位年届七旬的老学人,数十年来对这批“香江出品”依然念念不忘。

  她是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教授卢玮銮,即华文读者熟悉的作家小思。

  前不久,当得知小思曾在新加坡寻找50多年前的“香江出品”,对这批书也深感兴趣的我,通过朋友拨通小思在香港的电话。

  小思便在家里,就跟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后辈,侃侃聊起50年前的那批“香江出品”。电话那一端的小思,说起话来语调柔和亲切,辞恳而言简,谈话间常闻笑语蔼然,让本来有点紧张的我,顿时放松下来。

“香江出品”是香港文学大家庭一员

小思是学者、作家,更是一名爱书人、藏书人。

  从70年代开始,小思一直默默地搜集着香港文学及文化的资料,把上一代作家的作品一份份地整理出来。2002年退休之际,小思把“超过3万8000多条香港文学及文化的原始材料”悉数捐给中文大学图书馆。

  今天,人们可以到该图书馆下设的“香港文学特藏室”参观整批藏书的原件,也可以在网上“卢玮銮教授所藏香港文学档案”里查阅数码资料。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评价说,这是一个“规模最大、收藏最丰富的香港文学宝库。这里不只有齐全的藏书与期刊,还有大量的剪报、手稿和各种类型的出版物。对于爱书人来说,此处别具意义。因为它是一位超级书迷的毕生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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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不过,对小思而言,捐书的心愿已了,但资料的搜集尚“未能完善,仍有待多方补充”。这个“多方补充”,包括为香港文学的大家庭找回更多的成员,其中就有半个世纪前远销南洋的“香江出品”。

两次上百胜楼寻找“香江出品”  

小思说,她来过新加坡两次,两次都上百胜楼寻书。

  第一次是在1981年,小思应新加坡文艺协会之邀,出席该会主办的“区域女作家座谈会”。会后,小思去百胜楼找旧书。“那次是我第一次上百胜楼。印象中,百胜楼是个很朴实的地方,很多华族老辈人喜欢去那里。”

  她说:“当时百胜楼上没有什么旧书店,我去找香港50年代出版的旧书,结果没找到,反而买了一些早前中国大陆出版的书。一个感觉是,那时人们对大陆的书,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太过公开。”

第二次是2008年4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主办“中国与新加坡现代作家签名本展览”,小思任主讲嘉宾之一。演讲之余,小思再访百胜楼。这次她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位于二楼的新华书局。

  跟上回相比,这一次的寻书之旅有了收获,新华书局老板杨善才,把一批50年代香江出版的儿童读物,捐给小思的“香港文学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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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杨老板也是个爱书人、藏书人。

  小思一再提到:“那次让我很感动,感动于杨老板的慷慨和信赖。杨老板也是个爱书人、藏书人,可他却把珍藏多年的儿童读物捐给我。那些书,对我来说非常珍贵,今天在香港已经找不到了!那天我们也聊起两地的书业联系,还有当年的好多事。大家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所以聊起来就没完了。”

“香江出品”说一段双城故事

  两人素昧生平,是“香江出品”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一段共同的记忆。这让今天的我们看到,“香江出品”说的其实正是一段双城故事。

  回望过去,当我们把“香江出品”置于当年的历史语境中,这个双城故事的整个脉络便清晰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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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加坡新华书局)

星洲和香江,都是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在上世纪50年代同是英属殖民地;在东西冷战阵营渐渐成型的日子里,两个城市也同样被笼罩在一层深深的“防共恐共”阴影之下。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语境下,两城之间的民间交往非常密切,相互佐助、互为支撑;久而久之,两城之间留下来一道道文化交往的印记,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层层珍贵的文化积淀。

  具体谈到这个“双城故事”中两地书缘的意义,小思在后来的一封电邮中写道:“当年香港是把中国大陆文化向南洋输送的中转站。在香港印成的许多书刊,都为了外运,在香港反不多见。所以,这些书刊今天能‘回家’,意义重大,表示香港与新加坡的关系,也非只有金钱贸易关系。”

  这段双城故事,也时时提醒我们:50年代远行星洲的“香江出品”,既是香港文学大家庭的一员,也是星洲华文文学资料的一部分。因此对两地而言,“香江出品”都是瑰宝。若因为它们是“外销”或“外来”就不予收藏,把它们拒之门外,那真是走宝了。
“女儿”嫁得好

  小思是出了名的“超级”爱书人。在2008年的那场演讲中,小思说她几十年来买了很多书,到了退休把书全数送出去,以为日后跟书再也没关系了,谁料到每次经过书店,双脚不期然地跑了进去……

  除了买书,小思也是个“连垃圾堆都要淘一下,否则走宝”的人。还别说,真的给她捡到“宝”:一个快要下雨的黄昏,小思正赶路回家,不经意见到几个大纸盒乱扔在行人道边,顺手打开一看,“第一本映入眼的竟然是我十多年努力寻找、却有钱也买不到的书……”
 
 我留意到,新加坡老一辈人中,也有很多爱书人,他们对书的感情,超出后辈人的想象。这些当年普通的华校生,离开学校后谋生之路各有不同,但相同的一点是,很多都有藏书的习惯,因此保存不少珍贵的书刊资料。

  小思说:“你知道吗?老辈人把自己读过的、喜爱的书收起来,舍不得扔,很多时候出于一种感恩的心情呵!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总觉得书本对自己有‘养育之恩’,从那里自己曾得到别处得不到的养分,因此恭恭敬敬地把书收好藏好,时时翻看,如见师长。”

  也因为如此,无论在香港还是新加坡,对老一辈爱书人来说,能为珍藏一辈子的“掌上明珠”找到一个好人家,让几近绝迹的文献和资料成为“公器”,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小思就曾为藏书的“归宿”问题,操心很久。她说,早在十多年前,她已向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提出“收容”藏书的请求,可惜都没了下文。退休之际,她通过副馆长黄潘明珠再度提出捐书,当时任上的图书馆馆长一口便答应了!

  在后来的电邮里,小思补充:“更难得的是,在地价贵似金的中大图书馆,竟立刻拨地成立‘香港文学特藏室’,又在极短时间内组成网页,方便世界各地读者 ——这是我最大心愿。

  她写道:“所以我常对去参观的人说:我‘女儿’嫁得好!”

  读到这里,似能看见小思的盈盈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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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思老师和资深出版人蓝真先生(右二)。蓝真曾在50年代初任香港三联书店经理,经他之手把大陆纸型印版租给上海、世界书局使用,方才有了“香江出品”
(图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前一篇:《待到再回星洲时——上海书局/世界书局与香港的关系》

待到再回星洲时 ——上海书局/世界书局与香港的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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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生们好!

昨天咖啡山之友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

http://bukitbrown.org/a-plea-to-the-president-discover-your-roots-i

这令我对近期本地的文化现象有些许感触。

保留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文化传统是我们两个不同的生存状态。今天看看我们的朋友们在小传统和遗产的保留上,处于近乎“抓狂”状态的当儿,我们的华人社团、会馆和商会还在犹豫失声。。。。。社团不再是华社的唯一支柱和代表,文史爱好者和知识份子,我们也不想“被代表”对吗?

是我们发声的时候了。。。。

文化传承对一些人,特别是失去语文能力的人也许是无力和遥远的;咖啡山上吹起了风,如果一座坟山能唤起他们心中一滴点的感动,他们用孩子求知般的眼神在渴望着,渴望着人们跟他们讲述遗失了的故事和典故,这可是一种认同也是一种需要,让我们跟他们分享那失而复得的喜悦。

在这时候他们不需要挖苦和嘲笑。。。。

随着长辈们年华一天天地老去,我们之中有的与社会脉膊脱了节,有人摆起的那副清高,是掩不足麻木与冷漠。

本地华人文化史上曾数度有”再华化“或“再传统化”的周期,老华校啊,在有生的余年里,参于吧!接轨吧 !

山上风或有点大, 那你就只跟身边的人说出你的故事,就是一种功德,我们或不必企求有形的保留, 只要将故事留下,就是让文化基因的种子种下,就是功德圆满,我们也就不必管它那一天才会发酵。

功德圆满,不也就是传承吗?


身体健康

庆辉

《联合早报》 2011-9-18 • 早报周刊 • “东读西写”栏

章星虹

(续……)

两位老先生

  提起星洲的上海和世界两家书局,我一定会说到两位老先生,即上海书局东主陈岳书(1900—1971)和世界书局东主周星衢(1905—1986)。

  当然,50年代初期的他们并不老,50岁出头,正是事业上大展拳脚的时候。香港书业的同行小辈今天还记得,这两位前辈当年往来于星洲和香江之间,是海外华文书业的重量级人物。

  陈、周祖籍都在江浙一带,人称“三江”人士,两人年龄也差不太多,都是清末年间生人;初来星洲的经历,也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带国货洋货下南洋,后经由推介新文化书籍杂志之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间进入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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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周星衢先生(左)和陈岳书先生(中),约摄于60年代。右立者为当年世界书局经理汤子荣先生。(星洲上海书局陈蒙志先生提供)
  设立港局、办货转销,是整盘生意中的一环,本不足为奇。然而历史的峰回路转,很多时候会把不经意的一举,推向一个它从未预设的方向,赋予它一个旁人做不到的角色;接着如何再往下走,就全在对信念的坚持之中了——
  在那个动辄被扣上“亲共”罪名的年代,把大陆书籍“化”作香江出品,再带回星洲,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当年两位前辈的这个坚持,为星洲的华校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知识新大陆。

一条从少儿到青年的轨迹

  这个知识新大陆,从少儿读物开始。大型成套,是这批“香江出品”的一大特色。香港世界出版社的《南洋儿童丛书》系列,总数达500种,香港上海书局的《现代儿童文库》竟达1000种之多。

  细分之下,这批“香江出品”少儿读物,可以说是由社会、文学和科学三部分组成,旨在孩子们心田里播下历史、文学和科学的种子;在营养搭配上,无论是历史故事、文学佳作还是科学发现,都含有“古今中外”这四个成分。

更难得的是,一条从少儿延展到青年的轨迹,清晰可辨。以“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来说。小朋友们从“世界名著图画故事”的一幅幅图画里,第一次认识大文豪的笔下人物,有中国吴承恩的《孙悟空》、美国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历险记》、法国大仲马的《三剑侠》。升上初中,少年人开始阅读文学改写版,在“世界名著儿童故事”系列里能读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吉呵德先生传》、英国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待到进入青年阶段,直接阅读“世界名著丛书”里遴选的原著翻译,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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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年代后期的“香江出品”: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现代少年文丛”系列(新华书局杨善才先生提供)

开启通往新文学大门

  当然,供青年阅读的内容,还有更多。

  原来,以50年代初第一批“香江出品”为起点,两家书局随即开疆拓土、扩大出版。它们设立多家下属出版社,聘请多名编辑和作家,开始为青年读者编写、翻译各类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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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年代中期的“香江出品”: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现代儿童文库”(新华书局杨善才先生提供)

  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是两家书局出版的各类新文学丛书,包括文学史话、小说、诗歌和戏剧,如《文坛五十年》、《作家谈鲁迅》、《叶绍钧(圣陶)选集》、《闻一多选集》等。这类课外阅读丛书,配合中华版、现代版教科书里有关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精读,为年轻人开启一扇通往新文学的大门,不少华校生就是由此走上了写作之路。

青年读物《思前想后》s

此外,现代小说如俞远的《思前想后》、阮朗的《格罗珊》,翻译作品《爱的教育》、《河岸上的山楂树歌》,还有修养小品如《给爱写作的青年》等,也是老华校生至今忘不了的青年读物。

打通一条文化输送隧道

  翻看着一册册“香江出品”,我似乎悟到一点端倪。待到再回星洲时,两个岛城之间打通一条文化输送的隧道。在随后的日子里,一批又一批的华文读物,就是藉着这条文化隧道,源源不断地流回星洲。

  这个端倪,不仅凸显出冷战中香港的“文化中转站”作用,也提醒着我们:没有这道“香江出品”的文化养分,华校生的知识素养、他们日后在这块土地上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许就不一样了。

  从这个语境上看,这道跨越两个岛城的往事掠影,值得人们细细地记下一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