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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星虹
联合早报 12/08/2013 页: 4,5 早报现在新汇点

前一阵子外头烟雾蔽日,家中关门闭窗,蜷在沙发里读书,把退休儿科医生何乃强为父亲写的传记《父亲平藩的一生》重读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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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医生的父亲,是本地安昌金铺的创办人,名焯藩,字耀平,书名中的”平藩”二字,取自父亲的名与字,通”平凡”之意。在何医生眼中,父亲是个”很平凡,非常平凡的人”;把一名当年下南洋的”普普通通的经历”记录下来,把南来谋生、回乡娶妻、创业守业、生子教子的一个个点串起来,不为别的,只为给儿孙后代留下一部可供回望的人生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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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一向是我喜爱的阅读类别;由儿辈亲自执笔为父辈写下的传记,更是打上一层个人的印记,忆念父辈的纤细心思,线脚密密地缝缀在字里行间,读之别有一番感受——当儿辈起念为父母写传之时,他们大多已届父辈当年的年纪,岁月沉潜、阅历丰足。正因如此,一本传记,实际上是以两代人的生命积累写成,记录了两代人的生命交织轨迹,也就格外地朴重绵密、大气贯流。

从家乡到南洋——父子间的三个画面

  读老辈人的回忆文字,我个人的偏好是在字里行间,寻找一条知识传递和汲取的脉络,其中有咿呀学唱的童谣,翻得起毛打卷的小人书,歪歪斜斜的毛笔字,还有跟着大人哼唱的大戏台词……

  在何医生书中,这条脉络更衬在华人移民南洋的大背景之下,书中父子间有三个画面,不仅是往日记忆的碎片,也是构成这条知识传递脉络的一个个节点:

躺椅旁听故事的小男孩

  知识的脉络,总是从父辈跟孩子说故事开始的:每天睡觉前,当妈妈还在收拾家务、哄弟妹睡觉时,父亲总会在客厅的躺椅中小休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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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乌木做框、细藤织网的躺椅,俗称”懒佬椅”。每当父亲在躺椅中坐下,小乃强就会搬张小凳,坐在躺椅旁,听父亲说话——多少为人道理、家乡往事,多少历史掌故、传统故事,就是这样听来的。

  父亲说的一切,小乃强每每听得津津有味,总觉得晚上这段听故事的时间太短太短。孩子其实需要的不多,不过是像这样每天跟父母安静地坐一会儿、听大人说故事聊往事,这就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了 。父母的话,从似懂非懂到渐渐明白,日积月累,受用一生。

  今天,何老先生生前用过的躺椅,是何家上上下下珍而待之的”传家宝”,成为儿孙后辈认识前人历史的一个实体媒介。

人生大日子:开笔礼

  日治时期,小乃强五六岁。

一天大清早,他被母亲叫醒,沐浴更衣。来到香案前的桌旁,”只见红烛燃烧,一炷香插在中央的香炉里,烟雾冉冉上升”;香案前的桌上,摆着生菜、葱和烧肉,也放着墨砚、木尺,和几本红皮书。

  那天由大伯父主持一切,父亲只是微笑地站在一旁:

  按照大伯父的吩咐,小乃强先是对着孔子的神位行礼,然后跟着诵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每读一句,大伯父就用毛笔蘸上朱砂(朱红的颜料)在书上点一个红点;然后,小乃强拿起墨笔,由大伯父把着手在纸上描出红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

小乃强当时只觉有趣,并”不知道大人们在搞些什么把戏”。待到长大后才知道,那叫做”开笔礼”,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大日子!

  对父亲来说,为孩子举办”开笔礼”,象征着把孩子带到了漫漫求知路的起点,是一件非常神圣而庄重的事情,从沐浴更衣、向圣人行礼,到朱砂开智、破蒙描红,每一个环节都遵循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并不因为地域变更而走样。

父传子的”红皮书”

  父亲常跟小乃强说,年幼时在家乡顺德上私塾,每天带着三本”红皮书”和一张小板凳,到祠堂去听先生讲书。父亲说:这三本”红皮书”,指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诗》,是那时候每一个读书郎必读的启蒙书!

  为什么叫”红皮书”呢?原来,今天老辈人口中的”红皮书”大多是清末民初年间印刷的,虽然出自不同的印刷作坊,封皮都呈红色,由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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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乃强刚刚记事开始,父亲就常用广府话朗读”红皮书”里的句子,常常是读一段,说一个故事:
  ”夕孟母,则伶楚。子不学,断机楚”,说的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说的是”孔融让梨”的故事;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说的是”孙敬、苏秦刻苦读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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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父辈用过的华文启蒙书,藉着家乡方言传给儿辈,成了下一代人的启蒙食粮。其间,时跨百年、地转南洋,这个知识传递的脉络绵绵延延,未因时空改变而中断。

这条脉络,不能断在自己这一代

  何医生一直有个愿望:这条由父亲传下来的、以华文和方言承载的知识脉络,不能断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手上。

  于是,他与太太冯焕好老师,跟儿孙两代约法三章:职场学校里使用英文,回到家一家人就说华语、说方言。不说不知道,如今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语言,竟是地地道道的广府话!

  那么,为父亲写传,要用什么语言?以英文为工作语言达数十年的何医生,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中文。个中原因,说来也简单,”因为那是我的母语,是父亲亲自教导我的语文,”

  掩卷之时,几已忘却窗外的迷霾浮尘,只觉一种岁月静流的丰润。

70余年前的一本抗日歌书

章星虹

 这本薄薄的歌书,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把我们带回到70余年前的星马地区……

 1938年12月18日,入夜时分,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从大世界第三台的太平洋戏院,传来雄浑激昂的合唱歌声,振奋感人的舞台剧对白声。时年64岁的陈嘉庚(1874-1961)坐在台下,跟逾千名观众一道观看了这场演出。

  四个月后,陈嘉庚为一本歌曲集作序,序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全团登台,气象严肃。歌声入耳,闻所未闻。但觉耳际有(犹)如万马奔腾,怒潮汹涌;剧艺出场,见所未见,恍如置身故国烽火之区,目击同胞流离之惨。表演寇军兽行,使人忿恨填膺;比将暴敌歼除,又使人痛快鼓掌。……”

  他笔下的这场演出,是中国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救亡筹赈演出;而这本歌曲集,则是合唱团在星马地区演出期间印行的一本抗日歌曲结集本。

  说到武汉合唱团,本地老辈人没有不知晓的——1938年9月,28名年轻文艺工作者在团长夏之秋(1912-1993)的带领下开赴南洋,”以歌咏、戏剧、演讲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然而,提到该团在星马出版的那本抗日歌曲集,亲眼见过的人则少之又少。人们发现,这本战前在南洋流传甚广的歌书,战后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今天的我们,更只能从旧日报纸、资料汇编和老辈人口述回忆中,想象它昔日的模样。

《民族呼声歌集》

  不久前,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在一名专事修复旧唱片的友人手中,看到一本旧歌书。接过书翻开一看,顿感欣喜莫名:”武汉合唱团”、”陈嘉庚”、”夏之秋”、”南侨筹赈总会”,一个个”关键词”蹦入眼帘——这不正是武汉合唱团当年在星马印行的抗日歌曲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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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薄薄的歌书,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把我们带回到70余年前的星马地区,也让我们看到一段有关陈嘉庚与一本歌书的往事。

  
这本歌书印行于1939年4月,距今70余年,书页已泛黄发黑,书脊书角亦已破损,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依然完好无缺,清晰如昨。书中共收录48首抗日歌曲,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有聂耳曲《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曲《保家乡》、何香凝词《赠寒衣予负伤将士》、野青吕骥词曲《中华民族不会亡》,还有《满江红》、《流亡三部曲》等。身为作曲家的夏之秋,也有多首作品收录在这本歌集中,包括《女青年战歌》、《游击进行曲》、《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等。

  歌书的设计,用朴素二字形容,最为恰当。只见素色封面上,印着”民族呼声歌集”六个黑字,庄重而大气。据《南洋商报》1939年4月报道:”《民族呼声》歌集,封面系用蒋委员长对该团赠旗之题字,内页有高总领事之题字。”

  翻开首页,即见陈嘉庚为这本歌集写的序言。《南洋商报》在报道中特别强调:”陈氏此点文字,向所未有,诚为创见。”但见整篇序文,字里行间满是对武汉合唱团南行义举的高度赞誉:”声容所至,感动全侨,遥应祖国前方抗战之精神,默增海外华侨救国之力量,劳绩至伟,卓然不磨。”

  同时,陈嘉庚也提到合唱团此行的教育角色:合唱团来到星马以后,不仅奔波劳顿、高歌救亡,在”文化启发,教育熏陶”方面亦不怠慢。夏团长”浸浴于群众热情鼓舞之中,欣然将其歌谱,编订成集,付托南侨筹赈总会刊;而”民众学习歌唱之殷勤,教师求取歌谱之迫切,真诚涌露”,令自己”感发至深。”

救亡运动在哪里,歌咏也在哪里

  这本歌集的编者,是合唱团的团长夏之秋。早在合唱团刚成立时期,夏团长就想过出版一册”新颖和合用的歌咏集”,专给救亡歌咏队使用。然而,”当时因交通不便,纸价飞涨,和缺乏印机等重重困难,未能如愿。”

  那么,合唱团到达星马仅仅数月,如何有能力出版歌集一册呢?

  合唱团团员陈蔚女士在晚年回忆说,除了团员们的鼎力合作,如抄谱、校正歌词、校对歌谱等,这与南侨总会和陈嘉庚主席的鼎力相助亦是分不开的:”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在得到陈嘉庚主席的同意之下,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录唱片、编印成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一时间,抗日歌曲风靡新马。”

  从该书的出版资料也可看到,封底发行人一栏,写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旁边还盖着总会的红色大印,地址是”新嘉坡武吉巴梭律43号”,正是具有久远历史的怡和轩俱乐部。怡和轩在新加坡历史上曾扮演的特殊角色,此时又添一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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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救亡运动在哪里,歌咏也在哪里”的信念,无论走到哪里,合唱团都带着这本歌集,分发给那里的民众。拿到歌本,大家传唱习咏,每每”待到合唱团演出结束时,观众都能与合唱团一道共歌一曲。”

老作家田流找这歌书找了几十年

  为了多些了解这本70年前印行的抗日歌曲集,我们走访了本地华文作家田流先生。今年82岁的田流,战前10岁左右就参加救亡歌咏队,到今天他仍能演唱百多首抗日歌曲。

  听说我们见到《民族呼声歌集》,田流掩不住惊喜之情:”我找这本歌书,找了几十年!你们能见到这本歌集,实在太难得了!”

  谈到这本歌曲集在战后几近消失的原因,田流说:”在日据时期,若被日军发现藏有这本书,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老作家告诉我们:”日据初期,有一天我父亲见到我偷偷翻看这本歌书,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他的一个朋友因藏有抗日书,被汉奸告发,日本人把他们全家都杀掉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例,我听了很害怕,就连忙把这本歌书烧掉了。那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把有抗日内容的书通通烧掉了。”

  因此田流一再说:”这本歌曲集非常珍贵。听说你们见到了这本歌书,我真的好高兴!”

潘受《卖花词》依旧回荡

  《卖花词》是这本歌集的最后一首歌,也是48首歌曲中唯一一首在星马创作的抗日歌。

  据夏之秋团长晚年回忆,在星马演出期间,他力邀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受先生,为合唱团做一首歌。有感于当时星马一带满街的卖花声,潘受写下这首《卖花词》,由夏团长谱曲,遂以艺术歌咏的形式凝固了当年中小学生为救亡募捐的情景。

  这首歌的最早演唱者,是合唱团女高音、年仅19岁的江心美。一把柔美的女声,幽幽地唱着,声调起伏之间流露出丝丝伤感,闻者无不动容。很快地,这首歌在南洋各地的华人社群中传开,也令更多人参加到歌咏筹赈、卖花募捐的行列。诚如陈嘉庚先生在序文中所说:”……武汉合唱团只28人,亦只28人之歌声耳。乃初到星洲,歌声一出,即轰动全南洋。今更加以歌集发行,人人习之,(故)人人能做武汉合唱团之歌声,人人亦可为武汉合唱团之团员。”

  今天,陈嘉庚与武汉合唱团的筹赈救亡故事,仍在星马一带传诵着。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厅里,人们还能听到曾一度响遍星马街头的《卖花词》: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
  买了花呀,救了国家。……”

  这本歌书印行于1939年4月,距今70余年,书页已泛黄发黑,书脊书角亦已破损,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依然完好无缺,清晰如昨。书中共收录48首抗日歌曲,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

(联合早报 25/01/2013 早报现在文艺城)

Dr. Ivan Polunin 艾文·波鲁宁医生 (1920-2010),英国出生,父亲俄国人,母亲英国人。

艾文医生,当年是一位剑桥毕业派驻新加坡为马来亚英殖民政府服务,调查柔佛海峡与柔佛“黑区”(紧急时期)原著民健康状况的医生,后在马来亚大学执教。

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业余的追求与兴趣;研究植物花草、追踪莹火虫、收集陶瓷与拍摄记录本地民俗生活。

他好客,常广邀后学到家中做客,大家不会忘记其爱妻的绿色加厘鸡。

(参见,章星虹,《“老外” 艾文·波鲁宁 以影像记录消失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10-5。
http://blog.omy.sg/sgstory/?s=ivan&x=26&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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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Polunin 为新加坡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上世纪50-60年代彩色影像 (Lost Im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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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洋陶瓷贸易收藏,以及背后“顽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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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身立命的家,那温馨舒适的厅台和那说不完的故事;他终身追求学问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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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顽童”。

十年来,萍水相逢,有幸数访 Uncle Ivan。 在吊唁的那个晚上,默悼,Uncle Ivan 安息。

归途路上,猛然发现其言谈身教,在身上发了酵。

何求?能傲游学海,其乐融融,此生,足矣!

吴庆辉

新加坡石

09 27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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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物珍藏系列(淡马锡时期)

艾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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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地点: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展馆·第一展廊:七百年前的古代淡马锡

石头的自述

直至今天,我一直是新加坡考古领域里的一个谜。多少年来,历史学家费尽脑汁,还是无法解开有关我身世的种种谜团。

《石头记》(即《红楼梦》)里讲的那块有名的石头,是女娲氏炼石补天时留下来的。那么,我又是什么年代出现的、由什么人留在这里的呢?

我一直藏身在新加坡的河口,也就是今天浮尔顿酒店的附近,直到英国人于1819年来到这个小岛以后才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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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发现时候是什么样子?我当时有个孪生兄弟,我们这两块砂岩石碑面对面而立,中间只间隔80厘米,好像从中间被劈开一样。

在这两块砂岩石碑上,只有我这块的内面刻有碑文,约有50行的文字,文字的覆盖面积约长1.5米、宽2.1米,碑文四周还有一圈凸起的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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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我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唉,1843年,人们要在新加坡河口进行一项土木工程,竟用炸药把我炸成了碎块!

值得庆幸的是,炸开后的部分碎块被保留了下来,当时新加坡的助理驻扎官詹姆斯•罗维(James Lowe)就保留了至少三块。英国人后来把这些碎石块被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去做分析, 我大约是在1918年被归还给新加坡的。

历史学家怎么说?

有关我的年代和文字起源,他们至今还是说法不一。大多数学者的估计是,石碑立于大约10-14世纪,上面的文字可能是古爪哇文,也可能是古苏门答腊文。这样的判断很有意思,因为这让现代新加坡人更多地看到了淡马锡与印尼的历史渊源。

不过,有一点专家学者们都一致同意:我身上刻着的碑文,是本地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

今天人们仍经常谈论我,把我列为新加坡的国宝级文物之一,亲切地叫我“新加坡石”!

本地一位颇有名气的考古学家曾经开玩笑地说,也许我身上的碑文写着:“欢迎来到新加坡!欢迎来到新加坡拉!欢迎来到淡马锡!”

(资料图片来源: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orbidden Hill’ of Singapore:Excavations at Fort Canning, 1984”, by John N. Mik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