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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读书之必要】(2011-11-01)

文/章星虹

作家巴金在晚年曾这样写道:“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路。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着工具。”

巴金老人的晚年反省,距今又是近30年了。这些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追问:是什么让老一辈读书人数十年间噤若寒蝉,甘做不会思考的工具?这背后的始作俑者,为什么依然看不见它的脸?

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设问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的作者魏承思,把这个无法释怀的疑惑,变成一个更为完整、更加无法回避的设问:

“许多知识分子在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时无所畏惧,为什么在共产党统治下会变得胆小怕事?许多名闻中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基层官员俯首贴耳?什么力量促使知识分子从公众代言人变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是政治高压,是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环境?”
  设问既立,接下来的通篇论述,为的是找出一个答案。

引入“社会与生存”的概念

   知识分子向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风雨晦暝的经历,直接映射出当代中国走过的坎坷之路。今天,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已是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

  当研究者多在“政治高压”、“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的层面寻找答案时,学者魏承思提出了另一种解答:一定的社会环境,塑造一定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中国社会环境的转变,是知识分子命运和地位时而备受推崇,时而屡遭贬损的真正原因。

  这一解答的新意,在于把“社会环境与生存状态”这个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领域,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以三组上海知识分子为考察蓝本

  作者魏承思,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是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曾在中共体制内任职,后在美国和香港深造,于2001年获博士学位。体制内外、国内国外的经验和阅历,给了魏承思以旁人少有的视角和积淀。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时空坐标定在1949-89年间的上海。全书共有十章,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细述1957年前上海《文汇报》里的“独立知识分子”、1958-76年间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工具知识分子”,以及1980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里的“改革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在这三组知识分子中,“独立知识分子”和“改革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因此知识分子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说话空间;反观1958-76年间的“工具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要应付持续的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是被囿困在一整套“以单位为核心,以户口为纽带的制度性网络”之下;两者相比,政治运动虽轰轰烈烈,但真正迫得知识分子就范的是那一整套隐形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不仅不允许公民不受限制地活动,包括表达意见,更绝对地控制了人们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

他们是这样被“工具化”

面对1957年“反右运动”带来的社会剧变,知识分子做出了如下的反应——巴金看到“右派分子”被当局重重一击,从此变得噤若寒蝉:“1957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女作家韦君宜则回忆说,“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

  这是一个“从适应到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工具化”过程:在恐惧和侥幸中,知识分子“对周围环境,从行动到思想,从被迫到主动的适应。长此以往,潜移默化,最后就变成一种‘习性’。……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适应者’,而成为一个‘昄依者’——工具知识分子。”

从“社会环境”观察知识分子生存状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是一部严谨扎实的学术专著,自出版以来获得甚高的评价。何亮亮先生谓此书为研究中国知识群体“开了先河”,南怀瑾先生更称之为“一部反映半世纪来中国知识界状况的传世之作”。

虽说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尚幸的是,作者用的是一种门外汉读得懂的叙述语言,定义清晰、行文简洁,不熟悉知识分子话题的读者也不会感到有阅读上的障碍;以真人实例说话,是此书的另一大特点。书中采用了大量历史资料、人物实例、口述访谈。被访者中有著名教授作家、民主党派人士,也有一大群不知名的文化工作者如高校讲师、报社记者、大学生等等。这使得作者笔下的叙述有血有肉,颇具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这部书提醒人们,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观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一个“自上而下”社会中,国家政权对社会环境的强势介入和改变,往往会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狂风劲扫之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只能是“时而举足轻重,时而如芦苇草随风而倒”。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群体。适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思路,未必适用于新加坡知识分子。然而,一个思路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思路,就在于它具备一种内在独到、超越地域的可借鉴性。它宛如一面镜子,能让人们察觉出身边那张隐形的制度网络,网络下自己和同龄人的际遇,也能让始作俑者那张看不见的脸,轮廓渐显。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在纪伊国屋书店有售)

找回我们的故事

11 14th, 2010

到现场走走,还是不一样,把散落满地的文史篇章,再检起来,再认识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过去,丰富我们的故事。

Nantah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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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ostels

不要样样靠政府

08 20th, 2010

storyteller -
(图)听同乡讲我们的故事,新加坡河畔, 50-60年代

常被问及博物馆在维持新加坡种族和谐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

打从独立以来,国家认同的建立一直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与进步的重要基础。

依我之见,我们的国民教育宣传工作的一个特色是不采用标语文化;在保持开放的政策下,为国人与访客提供介绍区域与世界文明展出与活动的空间,通过开启本地各民族的区域与世界视野,就是博物馆在维持社会和谐方面的贡献。

“开放”。新加坡人不同程度的多重身份,在世界的、国家的、社群的,到家庭的、朋友的、自已个人的身份, 我们于是学会依需要不断自如地转换身份与视界。

话说回来,为了让世界文化在新加坡有较多的立足之地,我们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移民社会背景的文史天地,在国家级展出的场地不时要让一让。

本土文化到社区(heartland)吧!那里才更贴近生活,能找到生存的土壤;青年与社区发展部,应将负起更多的文史使命, 将过去文史结合青年的活力, 让本土的文化在社区植根发展。

富要藏于民,自已历史只有自家最清楚,是不能全交给政府、靠政府的。国家为了和谐,以语文宝藏为例,国家以英文为共同语言,讲国民教育,那是国家的角度, 但换到社群的、家族的、个人的语言教育, 在社群,家庭空间里是不用放弃。

当政府没能力也没兴趣办时,就自已来办。殖民地时代,政府在公共空间没能力也没兴趣办的事(社会福利、母语教育),民间自已办;今天,国家已认识到在民间,只要不妨碍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与进步,要鼓励民间自已发挥,不要样样靠政府。

对了,国家文物局 (National Heritage Board)有一个教育处 (Education and Outreach Division) , 通过教育与主办节目,让凝聚国人的国民意识、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 包括维持种族和谐。国家文物局属下的各家国家博物馆则定期通过提供展览和举办活动的空间配合文物局在这方面工作。 自已办活动的同时,开放给其他同胞和外地客人,是也可以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吴庆辉

今年新加坡国庆日堆砌了大堆老旧。

国庆日期间,报章特写刊登一大堆就老旧照片,写了些忆旧思古的人与事,爱家爱国的话语铺天盖地; 就在今夜,让大家一起撕声纳喊,尽情欢乐吧! 因为全年里的其它300 多天里,是现实的世界,没太多版位忆古说旧。

接下来, 大家冷静几天,群众大会上再教你如何一起迈向未来的路?

这般匠气十足地玩弄文史素材以服务国民教育, well, 娱民愚众, “大姆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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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brother whereare you heading?

历史的新阶段

04 4t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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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吴庆辉

近几年,新加坡许多公共机构庆祝周年庆的新闻特辑经常上报,新加坡历史的新阶段开始积累了厚度,怎么说呢?

以往我们若想认识新加坡,可以分四个阶段入手,一、古代新加坡(14世纪),二、现代新加坡(也是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 1819-1942),三、日据时代(1942-1945),四、当代新加坡也是新加坡独立建国之路(1946-1972英军撒退止)。

如今自治独立45-50年,各个领域一路走过的发展史很有建树,并在新世纪里为迎接廿一世纪的挑战,各机构纷纷宣称步入新里程碑,所以说就发展角度而言1970-2000年初可以是我们的第五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