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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星虹
联合早报 21/06/2013 页: 15 早报现在名采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呈上一个折子,”密保维新救时人才”,向光绪破格推荐了五名低官阶的官员。

这五个名字中,有四个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对于第五人,徐致靖在”密保人才”折里这样写道: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

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帝首先召见了”密保人才”折中的两人——康有为和张元济。

百多年后的2013年,微风拂面的一天。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廊里,73岁的张人凤先生停在康有为的肖像前,细细端详。良久,他回过头来,说:”康有为是祖父的朋友。”

张人凤的祖父,就是”密保人才”折中提到的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说到”张元济”这个名字,人们会想到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泰斗、商务印书馆的创馆期元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清末光绪年间的那股朝政变革巨流中,出身翰林的张元济曾跟维新派康、梁的名字连在一起。

  也许是凑巧吧?晚晴园也是本地唯一呈现”华文书业”的纪念馆,新加坡的商务分馆即是在张元济主持馆务时设立的。商务分馆那张泛黄照片,静静地挂在展馆的另一隅。隔着绵邈岁月的千山万水,藉着辛亥年的宏大叙事框架,一个戊戌年间的故事似也在无声地进行着。

1898年:”愧无良药进忠言”

戊戌年6月16日,黎明时分。31岁的六品官张元济,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的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他心里明白,按老祖宗的规矩,皇上只见四品以上的大臣;这次召见只有六品官阶的康有为和自己,看来皇上这回是真的下决心变法了。

不过,对”张元济”这个名字,光绪倒是有点印象的。甲午战败后,朝廷上下大受刺激。在读了康有为上书中的”自强雪耻”之策后,这位年轻皇帝萌生了读些在经、史、子、集之外的”新书”念头。在他亲笔开出的书单上,有一本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国学者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那时 “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那是一个集体启蒙的年代,连皇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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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皇上找书的事儿,就落在了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张元济身上。在那些日子里,张元济费尽心思四处寻书;可在百多年前的京城,要找新书,谈何容易!张元济只好深挖个人书筴,挪借于友人书斋,凑集一批、呈上一批;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

晚年的张元济,仍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见皇上时的情景:光绪说话声音颇低,但语气和蔼,再三叫张元济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见皇上着意倾听,张元济于是大胆进言,提出当务之急有二,即翻译西文和”设馆储才”,因为无论是建铁路还是搞外交,中国都需要新学以及懂得新学的人才。

  张元济晚年时曾对儿子张树年说,自己一生见到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到光绪,张元济始终对这位皇帝抱有”知遇之情”。在他眼中,光绪固然”殊欠刚健”,但却不失为一名有力图革新志向的皇帝。张元济曾作一诗,记下这次君臣之间的谈话:

  微官幸得觐天颜,
  祖训常怀入告编,
  温语虚怀前席意,
  愧无良药进忠言。

著名的”戊戌变法”,在第103天走到了尽头。眼见谭嗣同等六人血洒刑场,康有为梁启超远走海外,一众大臣纷成阶下囚,张元济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就不难想见了。

  李鸿章倒是有一双识人之眼,把当时遭朝廷”革职,并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荐给了在上海主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两年多后的1903年,张元济加盟由夏瑞芳等人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并任所长。

1903年: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张人凤说,晚清官场少了一个张元济,成就了一个近代杰出的出版教育家——从朝廷步入民间,是张元济一生重要的转折。

  康有为和张元济,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翘楚人物;然而,相比于豪放大气、张扬恣肆的康有为,张元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他没有洋洋洒洒的谈话演说,也没有堆积等身的专门撰著,以致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此,要看张元济在近代中国自强图新的版图上的位置,惟有看他做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妨略举数例:

在专事”英才教育”的南洋公学,张元济渐渐悟到,中国的问题实则出在”民智过卑”,四万万人中受过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仅占人口千分之一;然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国人,也不过是”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于是,当商务创馆人夏瑞芳邀其入馆时,张元济与夏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3

在商务印刷馆,张元济请到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编制新课本和工具书,翻译逾百种西方小说名著,新创多种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当年商务生产的大量优质精神食粮中,不少到了今天都仍是华文知识食谱中的”启蒙主食”;

对张元济来说,出版校勘是平台,而”昌明教育”便是毕生要圆的心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加盟商务一年后即编制推出的新式课本——《最新教科书》,蔡元培曾誉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在南洋一隅的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堂出现在1905年,学堂的首批学生就直接受惠于来自中国上海的这套商务课本。此时离武昌革命成功尚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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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拥抱新学,并不意味着要舍弃旧学;正相反,张元济对中国传统典籍,可谓万般顾惜珍爱。在统筹全盘业务之余,老先生就做着自己最为擅长的工作——他专辟”涵芬楼”收藏善本古籍,而他对《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被学界称为”两项了不起的大工程”,”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古籍出版的最高水准”。

  张老先生一生没留下专著,可他在商务印书馆60余载的心血早已”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受他启蒙的海内外华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1910年:南洋槟榔屿晤”友人”

  1910年3月17日,张元济乘搭游轮自沪启程,赴欧美多地考察教育和出版印刷业。此行自3月到隔年1月,费时近一年。船每经一地,张元济都给上海的家人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文字简快明洁,记录了整个行程和重要事件。

4月3日,舟抵槟榔屿,张元济拜访了一位”友人”,两人把臂同游槟榔屿植物园——这名友人,就是在1898年去国、流亡海外已达12年的康有为。

  12年后的首次相见,两人有没有回顾变法维新那惊心动魄的”百日”?康有为当时仍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张元济的明信片上不便明言,惟文中”寓公”、”友人”之所指,知情人当可读懂一二吧:

  ”槟榔屿故隶暹罗……,今其地已割于英。暹罗固失其主权,而土酋亦仅作寓公,寄人篱下矣。小屋数缘,栖迟海畔。余(我)驱车过其门前,友人指以示余,为之欷歔不止。”

  说到张、康之间的情谊,虽张元济从不属康、梁内圈人物,他对康有为一直怀有尊崇之情。有人说这是”同沐皇恩,效命新政”的特有情谊,也不无道理;然从张元济《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中所录一诗来看,维持这种情谊的纽带,更是他对”晚清书生报国”情怀的不弃: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要知道,写此诗之时,已是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的1952年了。

变法:一幅壮丽的画卷,一个启蒙的座标

  纪念馆里,与康有为肖像并排而列,是邱菽园西装楚楚的半身像。张人凤在整理祖父的资料时,曾经见过两人之间的通函一纸,内容说的是邱菽园赠予张元济的一部诗集。人称”南洋第一诗人”的邱菽园,为”当年名士,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他当年赠给张元济的,究竟是哪一部诗集呢?张元济来南洋的那年,两人可曾晤面?

张人凤说他常来新加坡,为的是看望在狮城落户已近20年的女儿一家;每次来新,也必会上图书馆、博物馆去查找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足迹,惟目前尚未找到他跟邱菽园交往的更多资料。”听说国家图书馆接下来会推出一个邱菽园展览,也许借此找到两人往来的更多文献资料。”张人凤微笑着说,声音中是满满的期待。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1

邱菽园是本地唯一的举人,1898年进京会试时恰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1200名参与签名的举人中就有邱菽园的名字;而变法事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幸得邱菽园接济,亦是本地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黯然于历史的邱菽园》一文中,本地学者李元瑾则提醒人们,在纪念本地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的革命事业时,可别忘了”他们是如何受惠于导师邱菽园的启蒙和开路。”

晚晴园故事主角之一陈楚楠,晚年曾回忆当年”启蒙之师”邱菽园:

  ”兄弟与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为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智识。”
  这群年轻人当年也参加了由邱菽园、林文庆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维新活动,”直至1900年自立军失败和义和团事变后,才转向革命”。

  ……
百年仰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013年张人凤在狮城对祖父张元济和他同辈人的回忆,让今人百年回望的视野,从狂风扫落叶般的辛亥年,向着更远更深的所在延伸开去,回到同样惊心动魄的戊戌年。

学者张鸣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这幅壮丽的变法画卷,也是一个启蒙座标。然而,启蒙的印记,常常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皱褶之下 ,容易被后来的更宏大的叙述所隐掩。

此时,听听胡适如何评价戊戌年另一位启蒙之师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1912年秋天,”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十余年的梁启超返国。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意及世界大势者,皆梁任公之赐。……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乳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这番话,是对启蒙之师梁启超的一次致敬,也是对戊戌年前后许许多多曾令后人受惠、但后人对其一无所知的启蒙之师们的一次致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见他们抖抖身上的蒙尘,一个个从历史的层层皱褶中走了出来,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张元济、邱菽园、林文庆,还有更多更多……

是的,他们当中,有的后来转而倡导革命,有的依然笃信君主立宪,各自或赢掌声、或得骂名;惟百多年前的思想启蒙光辉,曾寓”自强雪耻”之策之中,曾基”昌明教育”理念之上,一直耀亮着中国近代的百年之路,不曾因时势潮变而有一丝褪减。

  如是,辛亥年的故事,当可从戊戌年前后说起吧?毕竟,中国近代第一声发聋振聩的求变之音,响在更早的戊戌年间。

章星虹
联合早报 04/10/2013 页: 7 早报现在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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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帧肖像(下图)摄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岁次庚戌,是为清末新政期间。这一年,张元济偕同中国红十字会首任总医官、爱尔兰人柯太福医生,前往欧美多国考察。当时中国人的正式服装是长袍马褂,于是出国前先生经柯医生介绍,特去南京路上专制西服的服装店,定制了西装、大衣、皮鞋、领带等等。

  可让张元济最感棘手的,还是当时中国人的那条长长发辫。怎么办呢?幸得服装店有办法,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发套,可以把发辫盘在头顶。于是,张元济留下了这帧带着发套、穿着新装的肖像。

  而这幅肖像,也恰是身处于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如实写照——面对着”古今、中西、雅俗三大矛盾”巨大冲撞,置身于新潮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拉锯之间,每一名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着、探索着,期冀能找出一条祛辱兴国的应对之路……

  回望中国近代文化的沿革,张元济是个不能不提的名字。先生走的是一条”从翰林到出版家”的路子,其功德固在推动现代出版业之发轫,然更在于他”藉出版而兴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蔡元培、胡适等著名文人学者曾赞誉先生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可谓贴切之至。

  然而,这样一位以书业为基台、以教育为己任的文化先驱者,却因某种人为因素,被视为”边缘人物”而长期评价不足。所幸的是,近20年来,”张元济研究”愈见火热,人们又开始留意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贡献,藉以重新审视在世纪之交的近代中国。不过仍需一提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仍聚焦于中国大陆范围内,对张元济与南洋乃至海外的关系迄今较少触及。

  其实,说到南洋的早期华文书业与教育,也不能不提张元济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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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商务到南洋”的人

  那天读书,看”老商务人”如沈雁冰(茅盾)、梁漱溟、顾颉刚、胡愈之等回忆早年在商务做事的日子。翻到陈叔通老先生撰写的《回忆商务印书馆》,读着读着忽觉眼前一亮,”新加坡设分馆”六个字在文中分外显眼。

  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老先生,也是”老商务”之一,1915年在商务就职期间恰巧目睹了馆方商议拓展海外业务的整个过程。文中记道,当时有两方意见僵持不下,一方是”脾气很别扭”的总经理高翰卿,而另一方的经理张元济也向有一股”不让人”的韧劲:

  ”张(元济)主张在香港设厂,而高(翰卿)、鲍(咸昌)总是不同意,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才能通过。新加坡设分馆问题也是如此。”

  这段回忆传达了一个信息,对香港、新加坡两地都弥足珍贵:

  当年正是张元济本人,亲自主张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开厂设馆”;也全拜他的”不让人”韧劲,”外洋第一分馆”才在新加坡成为现实——1916年3月,商务”星洲分馆”开张营业,地址就在大坡大马路吉宁庙旁边。

数十年关注”星洲分馆”

  长期参与祖父张元济研究的张人凤先生曾告诉我们,他近年在爬梳祖父日记、往来信札以及商务董事会历年会议记录之时,发现祖父数十年间对南洋华人,尤其是对商务”星洲分馆”相当关注:

  在1906年一封致清廷学部官员的函件中,张元济写道:”南洋群岛华侨众多,兴学训民,实为本部应尽之职,弟于此事极愿勉效驰驱。”——这是迄今能找到的先生谈及海外华人教育的最早文字记录。

  星洲分馆在1916年开业不久,分馆经理吴渔筌归国述职。先生在日记中记到:”吴渔筌归自新嘉坡,言转运事可由潮、汕转,水脚较廉;又言杂志销路极佳,而递寄太缓……”

  隔年,张元济的学生、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南洋考察教育,返沪后即访老师。在当天的日记里,先生记录了黄炎培报告的星洲分馆运作细节。

  30年代初,日本人炸毁了中国出版业龙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店,星洲分馆也随告停业;30-40年代之交,中国抗战进入鏖战时期,先生提出”推广南洋业务”的开源设想,并主持了董事会议商议”复设星洲分馆”一事……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像张元济这样一位旧学出身的江浙人士,曾在京城做官、长期在上海办实业搞出版,何以会对南洋和海外华人如此关注呢?

  ”祖父其实跟南洋颇有缘分”,张人凤微笑地说。

生于清末广州城

  张元济所以跟康有为、梁启超较为亲近,除了理念相通以外,语言也是相通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这一点,确是出人意料。原来,先生虽说是祖籍浙江海盐人,却在南方广州城出生长大,14岁才回到浙江老家。张父森玉早年到广东谋生,定居广州;母亲谢氏亦原籍江苏武进,数代前移居广东。张元济于1867年出生在广州,那是清末的同治年间(1865-1874)。

  当年张家居于纸行街,”位于明清广州城西门内侧,呈南北走向,因多造纸、裱纸作坊而得名”,不远处便是十三洋行所在的西关,那里钱庄林立、商贾云集,是城中繁华之地。

  广州是中国唯一从未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康熙24年(1685年)解除海禁,广州设立了粤海关,是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之一;到了乾隆22年(1757年),皇上一纸谕令,洋船只许在广州城停泊,遂开始了 “一口通商”的历史,造就了一段”Canton”传奇。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还是后来的事情。

  随着西方商人的来到,西方经商做法、生活方式也最早进入广州,说清末广州是当时”中国最为新潮的城市”,一点也不为过。”祖父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度过的。他后来之所以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新观念新做法,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是分不开的”,张人凤说。

  张元济直到晚年都熟操粤语,朋友中粤籍人士也相当多: 在清末朝廷任职时,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在上海商务任职,朋友中有不少粤籍商人,包括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劳敬修,广东银行的李煜堂,还有怡和、太古洋行华人经理潘澄波等;文化人中,有中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翻译家伍光建等……

  先生尤喜广东音乐,悦其”窈窕眇曼之音”。在《岭南诗存》跋中,先生曾细述粤讴之”缠绵悱恻,节拍天然”,山歌之”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坐堂词之”哭以当歌,随口成文”,大棚之”跌宕激越,声泪俱下”等特点。孙女张珑曾回忆说,祖父”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往往靠在沙发里,听一档播放广东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疲劳得以恢复,再继续工作。”

  在张人凤看来,祖父能说南方方言中的广东话,喜爱广东音韵,对当年许多听不懂官话的海外华人来说,自然就有一种亲近感。因此无论是在清廷做官、还是在商务做事,关注华人聚居的南洋就成了一种必然。

百年前踏足星柔两地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还不止于此——百年前先生赴欧美考察时,在停靠星洲、柔佛和槟榔屿期间,先生曾登岸游览,并为三地均留下文字。

  先生对槟榔屿的记录在拙文《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中已有提及,此处不赘。
  那么,在张元济笔下,百年前的星柔两地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先生对新加坡的最初观感,其实始于踏足狮岛之前——

  船经厦门,先生见有大批壮年男子登舟,抵达香港也无人下船。先生感到事有蹊跷,询问之下方知这些人正是前往南洋的”猪仔”:”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旧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舟至新加坡,停靠数天;先生上岸,在市区郊外走了一遭。来到华人聚居区,耳闻目见的景象竟与家乡无异:”华人街市,悉仍中国旧俗。有时循行数里并不见一洋房。目所触者,中国之器物也;耳所闻者,中国之言语也”。

  第二天,先生渡海到对岸的柔佛新山,晚上下榻于一间”闻苏丹及其贵胄大臣时来饮宴”的旅馆。就在那个晚上,他”见识”了当地极盛的赌风——新加坡禁赌甚严,赌徒中大多是过海到柔佛”遣兴”的华人:”赌税为柔佛岁入大宗,业赌者皆华侨也。市中赌场林立,杂遝喧阗,入 夜尤甚。”

  先生对柔佛政府放任华人赌博非常不满,同时也意识到华人自身素质之不振:”柔佛政府导吾民为不正之营业,而复朘取其脂膏,固属可恨,而吾民程度之卑劣亦可见矣。”

  ”也许正是这样的观感,促成了他日后坚持商务在星洲开设分馆”,张人凤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停留的短短数天内,张元济特意与一位办教育的人士晤面——他是本地老辈人仍常常提起的养正校长宋木林先生(又名宋森)。

  宋校长是当年星洲教育界闻人,在主事养正期间曾有数项开拓性的建树,迄今本地华社仍念念不忘——他在养正附设半日班,以便英校生放学后补习中文;开办夜学,让半工半读的贫家少年有机会读书认字;增设女子教育部,鼓励女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等等。

  两人的再次会面,是在六年后的上海。1916年宋木林访沪,期间三次登门拜访张元济,曾就商务星洲分馆的事情为张元济出主意。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宋木林来谈许久…… (宋木林)言星洲分馆房屋太窄。邻屋会丰商店屋可让……”

  宋木林后应陆佑先生之邀,赴吉隆坡出任尊孔学校、坤成女校两校校长,并在1919年因领头抵制日货被当局递解出境,在广东鹤山老家终其一生从事教育。

到南洋找寻前辈印迹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今天依然延续着——孙辈后人张人凤曾多次来到狮城,追寻祖父百年前留在南洋、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印迹。

  的确,回望中国近现代历史,无论是文化变革,还是科技演进,甚至是国共两党各自”奋斗史”,南洋是一个不可不看的广袤场域:多少具影响力的晚清民国事件,多少曾有作为的晚清民国人物,都在南洋留下可供深挖的线索和刻痕。

  在我们眼中,张人凤是一位谦谦老人。出生于1940年上海的他,跟祖父张元济共同生活了19年,日复一日在长辈熏陶下养成了一种澹泊宁静、内敛低调的气质。老人留下地址,嘱我们到上海时一定到他家里坐坐,那是先生去世前一直住着的地方……。

  临别,张人凤亲笔写下祖父在晚年所做一诗的头两句。这两句诗,看似平常,却寓意隽永,道出了这位普及教育先驱者的一生:

  昌明教育平生愿,
  故向书林努力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无缘亲炙先生的教诲,无缘目睹先生的风采,然自启蒙那一刻起便受先生的润泽,皆缘家中书橱中珍藏之商务出品向是父母的最爱;惟久沐先生恩惠,却懵然而无所知。今置身美丽狮岛,有缘得见先生的后人,并循此探寻先生南洋之缘于一二,何其幸运。

研究文章:

-新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65-86)
-华人会馆的现代化问题
-跨世纪的宗乡总会
-宗乡总会与新华历史研究
-关于整理新华史料的若干问题
-从碑文资料看
-新中两国交往大事记(三世纪—1950年)
-大伯公是谁?
-星云椰雨话当年
-古代新加坡的地名
-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
-《勤勉堂诗钞》中的新加坡诗篇
-新华古典诗文选释
-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战舰在新加坡
-光绪真迹之重大历史意义
-“我视新洲成旧洲” : 左秉隆与新中关系
-关于纪念左秉隆的几点建议
-左秉隆后裔访谈录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
-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
-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
-刘金榜与双林寺
-《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晚晴园与孙中山
-新加坡民信业领袖林树彦

著作介绍:
-《石叻史记》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
-《石叻古迹》
-《新加坡华族史》

请参: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ffk.html

吴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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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张永福与陈楚南创办的《图南日报》 (1905-1906),当时在福建街的 20-21号(已拆除),旧店屋的原址就在图中左边大概在第一颗树的位置。

一百多年前,新加坡成为中国革命党人士流亡海外的活动基地。革命人士是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他们在海外搞宣传、募款、组织与策划中国境内的武力反清革命活动。

新加坡是他们在南洋地区的活动中心, 特此为曾参与的人与所发生事整理一份活动旧址清单。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活动为主, 他在海外成立革命组织南洋同盟会的分会就设在当时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支路大人路(Tai Gin Road)的晚晴园 (1906-1911),除此之外在新加坡还有以下地方和人士是跟革命相关:

1. 小桃源俱乐部: 1901年由陈楚楠的哥哥创办, 是支持革命的张永福、陈楚楠与林义顺等早期聚会的地方之一,地址在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旧门牌103号, 1932年,门牌更换,改成 630 Balestier Road,建筑今已被拆除,现址是中山公园VIIO私人公寓工地。

2. 新长美号布庄 (Chop Sin Tiang Bee): 张永福 (Teo Eng Hock, 1871-1957,张礼的儿子) 的新长美号布庄(Chop Sin Tiang Bee),1910年结束营业,同盟会的联络站。位于美芝路旧门牌105号(105 Beach Road), 后来门牌改为271 Beach Road,位于甘榜格南历史保留区,目前是间餐馆。

3. “通美号“旧址:美芝路旧门牌5号(5 Beach Road),已被拆除,在 Seah Street 街口是林义顺(Lim Nee Soon,1879-1936,张永福外甥)的商号。
4. 林义顺出生地: 美芝路旧门牌287号(287 Beach Road),已被拆除。
5. 合春号板厂:美芝路旧门牌 327号(327 Beach Road),已被拆除,旧址现为旅店。陈泰的儿子陈楚楠 (Tan Chor Nam,1884-1971)的商号。
6. 张永福清河住宅: 维多利亚街旧门牌207号 (207 Victoria Street),已被拆除。
7. 平民鞋厂总发行所:桥北路旧门牌119号 (119 North Bridge Road),已被拆除,现址Peninsula Plaza 的 Bata鞋店的位置。
8. 平民鞋厂第二发行所:禧街旧门牌19号 (19 Hill Street),已被拆除,今天电信局所在。
9. 平民鞋厂第三发行所:桥北路旧门牌14号 (14 North Bridge Road) ,已被拆除。
10. 《振南日报》旧址 :旧禧街40号(40 Hill Street), 后搬到53号,都已被拆除。
11. 南洋华侨商务总会:旧桥北路107号(107 North Bridge Road),已被拆除,现为 Peninsula Plaza。后搬到美芝路 Beach Road, 509号,并入中华商务总会,易名为中华总商会。
12. 《图南日报》旧址:宣传革命思想的喉舌,福建街旧门牌 20,21号(20-21 Hokien Street),已被拆除,,现在位置是大东方保险大厦餐饮店。
13. 《中兴日报》旧址:吉宁街(克罗士街)旧门牌103号,(103 Cross Street),已被拆除。
14. 一叶楼尤烈的诊所中和堂(1901年):单边街 (Upper Pickering Street)(已被拆除),义兴会党革命人士联络站。
15. 同德书报社旧址:亚美尼亚街51号(51 Armenian Street),保留建筑,现为文物局土生华侨馆的办公室。同德书报社,潮州社群于1907年创办。
16. 星洲书报社:丹戎巴葛路(Tg Pagar Road)已被拆除,由郑聘廷于1902年创办。
17. 孙中山和其它人士街头演讲的几个菜市场的街口。
18. 牛车水梨春园:丁加奴街25号(25 Trengganu Street)(保留建筑)牛车水的梨春园以反满内容的戏剧宣传革命思想。
19. 孙中山八访新加坡住所:
(1)晚晴园,大人 路(Tai Gin Road)12 号,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国家古迹)
(2)东陵路111号(111 Tanglin Road)(具体位置待考)
(3)丝丝街77号 (77 Cecil Street) 77号旅店(保留建筑区)
(4)克纳街85号(85 Club Street) 旅店(保留建筑区)
(5)金钟大厦(40 Pender Road) ,当时是陈武烈的住宅现为丹麦海员俱乐部,保留建筑。

20. 河口起义革命军退回新加坡的两处居所:其一在前振南路( Chin Nam Road), 已被拆除,旧址在福南中心旁。河口起义失败600名革命军退到新加坡,陈楚南和张振南安排两处居所 。
21. 孙中山演讲地方: 淡水河畔 (Rochor Canal)与维多利亚桥边,革命义军的一场出殡活动,在大小坡游行一周后,孙中山曾参与并在淡水河畔小土堆上演讲。
22. 中兴石山公司:武吉知马上段 (蔡厝港路?)已被拆迁。(具体位置待考)
23. 湛华别墅,义顺村 (Nee Soon Village)
,已被拆迁。林义顺安排讨袁运动期间到新加坡的革命人士的落脚处。胡汉民(广东都督)、汪精卫、李烈钧(江西都督)、陈炯明(广东代理都督)、谭人凤(湖南)、柏文蔚(安徽都督)、熊克武(四川)、邹鲁、张继等都曾住在林义顺的湛华别墅。
24. “放鹅别墅”或“放鹅水榭” 榜鹅(Punggol) 已被拆除,具体位置待考)张永福年老回新隐居的地方。
25. 怡和轩俱乐部:28 Duxson Hill(1895),38 Club Street(1911),43 Bukitt Pasoh(1925以后),目前都是牛车水历史保留区里的保留建筑。

百年前要革皇帝的命,那可是一场要命的事,社会人士大多还是站在保皇派这边,如果能整理另一张清单,就让人们更接近历史的全貌。

收集、整理与考证工作也是一桩要命,心甘情意要去做的事….

参考资料:
(1) 张永福 (1933)《南洋与创立民国》。
(2) 1893 Plan of Singapore Town.
(3) 1933 Map of Singapore Town.
(4) 柯木林〈晚晴园与孙中山〉《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第128-141页。
(5)吴庆辉,《百年辛亥忆晚晴》,晚晴园系列讲座之三,〈百年前那场要命的事 – 新加坡空间与记忆》,21.12.2011。
(6) 吴庆辉,OMY.sg 文史达人博文2010-10-24。

2011-9-20, 2016-2-28 更新

何启良

中国政府要在新加坡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已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批准,消息转出后新加坡学界、文化界、政界一遍叫好。说此举将会 “有助于本地华族社群建立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土的中华文化元素将能衔接中国当代文化在国际上的表现,进而深化本土多元文化”、“加强两国文化交流”云云,如此媒体锻造成的“共识”,形势似乎已不可逆转。笔者仍然认为,此项举止不得不慎重视之。其中牵涉到一些复杂的政治意向、文化博弈、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主体性等议题。

当前新加坡已有“孔子学院”,为何又来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况且当年(2005年)“孔子学院”的成立,是类比德国歌德学院、法国语文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的。如今“中国文化中心”又同样作此类比,令人错愕不知所为。然而,其中必有区别。孔子学院虽是中国汉办(全称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推动,但是其主要经费如今尚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维持,而管理层仍然是新加坡人士任职;其宗旨为“提升新加坡华文的整体资源、教学水平与学术研究,促进新加坡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故所举办活动的对象,都是以一般新加坡(华人)听众、观众为主。去年于丹《论语》讲座,反应如预期热烈,今年又有余光中演讲,座无虚席。孔子学院亦有举办推动本地华人文化的课程(如华语歌词写作班、翻译班),成立新加坡历史人物为名的基金(如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其目的是希望在这一块文化贫乏的岛国栽培脆弱的中华文化苗种。

新加坡华族文化(语文、音乐、节日)的适应、培育与扎根,除自力更生之外,必须借助外力,即“母体”中华文化在中国的优势。这个形势越来越显著。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亲和性,但是必须指出,两者之间毕竟有主体、客体之分,有“主”“客”之别。文化学术机构如华裔馆、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都一直致力于在地华族研究,建立主体,拒绝点缀,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孔子学院固然立足于新加坡土壤,然而它其实是站在一个极为奥秘的平衡线上,一如高空走钢索。即将建立的“中国文化中心”内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然而就笔者观察,其建议书由双方官方签署,然后又是由中国政府斥资建造,其官方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图就显而易见了。就当前中国外交国情而言,中心的建立显现其主观的区域柔性外交,再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改变,这一举止又可视为表面是以中国文化铺垫、实为以抗衡西方文化霸权的举动。
其实中国文化中心已经在数个国家成立,它们的宗旨与运作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以埃及为例,新闻有如下的报道:总理温家宝到访,众人表演迎之。“在雄浑的古筝声中,两个埃及男青年吟诵唐朝诗人王之焕的《登鹳雀楼》,铿锵有力,声情并茂;在清脆的钢琴伴奏下,3个埃 及女孩朗诵现代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字正腔圆,婉转动听;6个身着白色太极服的埃及朋友,表演起了太极拳,于行云流水间展现着‘天人合一’的东方神 韵”。

甚是精彩。如此情景出现在新加坡,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会是马来裔或印度裔表演吗?还是新加坡华裔?新加坡华族文化界亦常有此类表演,若出现在“中国”文化中心场所,是否是颠覆现象?可以想像的是,参与者更多的会是中国新移民与其年轻一代。如此一来,中心为文化桥梁、或推广中华文化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年前笔者曾经出席温家宝在本地大学的一次演讲,他预设听众大部分是新加坡大学生(在他的演词理频频提到“同学们”),殊不知听众却是官员和社会显要。发问时间更妙,频频发问者都不是新加坡籍大学精英,结果几轮问题后,主讲人惊讶说:“什么都是中国籍的学生在问问题呀!?”

中国文化中心在新加坡建立,其实一种身份错位,对中国或新加坡,都是一种尴尬。所谓身份错位,即指中华文化带着潜在的政治意图(法统地位)而渗透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度时是主是客的身份颠倒;一有不察,就会出现温家宝在新加坡某大学演讲时类似的尴尬了。新加坡是地主,中国文化中心是客人;然而以文化论,母体是“中国”文化,而新加坡华族文化不过是子体,强弱立分。两者又有极大的重复性。中国文化中心在其它一些非中华文化主流的国家没有出现同样的错位问题;身为“文化法统”主人,它可以理直气壮推动和发扬中华文化。可是在新加坡所遇到的,是一个较敏感和两难的情景,即中华主流文化的推动,如何配合当地支流中华文化的发展,又同时能够平等对话?本地华族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得不到官方关注,以后之发展,当然可以借助中国政府推动中华文化之力,但是同时,在这排山倒海的文化巨流面前,又感觉到无比脆弱,被吞没的恐惧油然而生。中国文化中心当局如何调适这个社群的文化焦虑,其中所牵涉到的深层关怀与价值情操,实非一般习惯于利益本位思考的政府官员所能为也。

又说回德国歌德学院、法国语文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这些组织都已入驻狮城多年,为什么没有上述问题?道理是一样的。必须指出,如今后冷战处于文化激荡期,文化领导权正在重构当中,情形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掣肘。西方(美国、欧洲)和东方(以中国为首)的文化霸权竞争已经达到白炙化的程度。因此说,大国的文化机构背后目的,是为了维持文化输出的强势地位。但是上述机构在推广该国文化时,保守自得,有气势但不凌人。它们服务自己社群,也有与当地人交流的任务。新加坡人乐于接受,态度的坦荡荡的,并没有被边缘化或被同化的惊恐。

然而,以中国文化中心为论述的软实力有更明显的政治内涵。它的目的是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与美国流行文化),重塑中国文化权,构建中国国内文化的失序,背后的意图与推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并不无关系。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与非政府组织的孱弱,造成了它在发展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政府”这个绝对角色,也就涉及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了。文化输出,作为一种霸权,采取了隐蔽的方式。理论上,它的渗透和扩张可以达到其他霸权(军事、经济)难以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也是如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文化界常会对新加坡历史文化有意无意的误解。试举一例。APEC期间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考察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官员培训班,报道时就有“南大作为中国以外的唯一采用、重视中文的大学”的曲解。虽皆称南大,但是识认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之区别,就在于考验你懂不懂岛国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了。类似的论述所导致的,是文化认同的错位和混乱,它曲折地反映出当前中国文化的强势,以及其欲借助国家崛起力量来碾压其它国家的民族文化。这其实是一种反文化现象。

移民社会的新加坡,没有很高层的传统文化,或深厚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在这个岛国也没有被呵护过。但是,至少两代华族知识分子被权势阻压之下仍然努力扎根,虽势单力薄,却能够孕育出具新加坡特色的中华文化。斯土斯人,峰回路转,眼看这个一向来不重视中华文化的权势正向外靠拢,却进一步忽略本土中华文化的成长,这些知识分子心中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觉得一世纪的苦心经营成果竟功亏一篑,另一方面则对“文化中国”的概念非常振奋和向往。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这个国家的话语主导权,如今又面临一个类似后殖民的局面,其窘境是何等痛苦。

以中国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中心”在新加坡建立,余认为,它可以扮演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角色。对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地中华文化的尊严,不宣宾夺主,不张扬文化霸权,尊重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中心真正走入新加坡社会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做的,是读懂新加坡历史和华族文化。只有读懂了这些,中国才能适应当前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规则,并利用这个规则走向国际舞台的巅峰。如果过度自诩,渲染文化主体与法统,只会被新加坡有识之士嘲笑和抗拒。
200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