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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里门街3号

06 30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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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英国印度殖民时代色彩的建筑群风景线,取代莱佛士时代的亚峇屋村落,成为海峡殖民地时代的代表符号。

  哥里门设计的多栋欧洲新古典风格建筑,改变了城市面貌,这些带有英国印度殖民时代色彩的建筑群风景线,取代莱佛士时代的亚答屋村落,成为海峡殖民地时代的代表符号。哥里门的接班人工程师汤申(J.T.Thomson)1851年的油画作品(右图),记录了哥里门所留下的时代印记。

  哥里门街(Coleman Street)是以在这条街上门牌3号的一栋平房主人的名字命名;位于水仙门的哥里门街,俗称酒店街,也是因为门牌3号后来转为酒店用途前后长达100多年。

  佐治•德顾拉•哥里门(George Drumgoole Coleman,1795-1844)是一名出生于爱尔兰的专业建筑师,是早期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先驱人物。19岁时他离开家乡,先后在加尔各答和巴达维亚(今称雅加达)执业,1822年他应莱佛士之邀为新加坡城市规划提供咨询。

真正落实城市建设计划

  新加坡在1826年海峡殖民地成立后进入开发建设期,哥里门到新加坡来,为商人盖私宅,替政府测量土地,1833年担任工部局执行官,建设道路,开辟水沟等公共设施,真正落实城市建设计划。

  开埠初年,因英荷关系紧张,前景不明朗,盖的房子都是亚答木屋,哥里门在1826到1841年的15年间,交出亮丽成绩单,他设计的多栋欧洲新古典风格建筑,改变了城市面貌。

  在水仙门与大草场周围就有(1)建于山上的莱佛士的砖屋;(2)商人麦士威的平房,后改修为国会大厦,今天的艺术中心;(3)旧圣安德烈教堂(原建筑已拆除);(4)亚美尼亚教堂。其他地段还有已拆除的旧莱佛士书院,现在是赞美广场一部分的前法庭书记住宅,以及前福康宁山基督教坟场的山门等。其中好几栋今天已成为受保护的国家古迹。

  哥里门街3号是哥里门的住宅(5),建于1829年,街对面的平房(6)则住着他欧亚裔的情妇和女儿,后来一度是陈金钟的住宅;哥里门街1和2号(7)则是后来他跟来自爱尔兰的年轻太太的新住家,不幸的是在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没几个月,49岁的哥里门就在此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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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里门街3号自1841年起改作酒店用途,一直是水仙门地区的地标,这房子曾是伦敦旅店,亚达菲酒店(后来搬到同街1号地址),伯斯大酒店(Hotel de la Paix)与巴林顿酒店(Burlington Hotel)。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这座百年老房子显露历尽沧桑之态,于1965年拆除让位给今天的半岛酒店与购物中心。

(吴庆辉, 联合晚报 1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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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远离喧嚣的离群生活其实并不容易,多少人能过着白天拥抱蓝天碧海,夜里把镶满星星的夜幕当被盖的日子?

  在殖民地时代曾有这么一段现代”鲁宾逊”故事。

  新加坡13公里外的西南海域上有座安乐岛(Pulau Senang),上世纪60年代初,是用来放逐顽固私会党徒的营地,计划失败后,改为军队实弹爆炸区。

  战前岛上有座马来渔村,在日据时期,岛民相继离去,军政府从爪哇征召百来名劳务员到岛上从事晒盐和种植木薯的工作,当中不少因营养不良而客死异乡,传言后来全被杀害,孤魂在岛上流连,渔民不再登岸,从此一片荒凉。

  在安乐岛南面百来米外小岛上,是莱佛士灯塔所在地,一个名叫阿杜夫•蒙狄罗(Adolf Monteiro)的欧亚裔看守员说:”在安乐岛的沙滩上不时还发现骨骸,但我不信鬼魂那回事。”

  1947年,蒙狄罗在看守灯塔27年后退休,回到新加坡,但他无法适应喧闹的城市环境,每晚要等末趟巴士离去后才能入睡,又因负担不起昂贵的生活费,于是选择搬到安乐岛上生活,成为本故事的主人翁。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从小就向往住在海岛的他,时年52岁,搭盖一座浮脚木屋,跟家人栽种蔬菜,香蕉和甘蔗,饮用战前留下的井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这户天主教家庭是岛上唯一的住户,成员包括他的妻子萝丝,子女和亲戚共十人,在岛上跟他们为邻的是成群的猴子和一只不知哪来的野猪。

  据当年媒体介绍,他们一家白天干农活,采集椰子制椰干卖钱,收集巴高木(Bakau)为燃料;平日孩子们最喜欢捕鱼作乐。蒙狄罗说:”生活就是学习的课堂”,到夜里他会给孩子们上课。

  每周一回他会划独木舟到毛广岛取报纸和所需的药物;每月一趟会从毛广岛乘搭蚬标油公司的船到新加坡本岛,领取50元的退休金。每到新加坡添购物品时,他都不忘给孩子们带回一些”惊喜”。

  50年代,家人为了学业与工作先后回到新加坡,蒙狄罗跟儿子史帝芬两人仍继续留在岛上生活。1960年,因为设立囚犯营的计划,父子俩搬到附近的巴歪岛,安乐岛的外一章从此结束。蒙狄罗于1965年因肺痨,在实笼岗杨伯纪念医院辞世,享年75岁。

  选择远离喧嚣的离群生活其实并不容易,多少人能过着白天拥抱蓝天碧海,夜里把镶满星星的夜幕当被盖的日子?

(吴庆辉,联合晚报 13-8-2014)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1/06/2013 页: 15 早报现在名采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呈上一个折子,”密保维新救时人才”,向光绪破格推荐了五名低官阶的官员。

这五个名字中,有四个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对于第五人,徐致靖在”密保人才”折里这样写道: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

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帝首先召见了”密保人才”折中的两人——康有为和张元济。

百多年后的2013年,微风拂面的一天。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廊里,73岁的张人凤先生停在康有为的肖像前,细细端详。良久,他回过头来,说:”康有为是祖父的朋友。”

张人凤的祖父,就是”密保人才”折中提到的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说到”张元济”这个名字,人们会想到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泰斗、商务印书馆的创馆期元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清末光绪年间的那股朝政变革巨流中,出身翰林的张元济曾跟维新派康、梁的名字连在一起。

  也许是凑巧吧?晚晴园也是本地唯一呈现”华文书业”的纪念馆,新加坡的商务分馆即是在张元济主持馆务时设立的。商务分馆那张泛黄照片,静静地挂在展馆的另一隅。隔着绵邈岁月的千山万水,藉着辛亥年的宏大叙事框架,一个戊戌年间的故事似也在无声地进行着。

1898年:”愧无良药进忠言”

戊戌年6月16日,黎明时分。31岁的六品官张元济,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的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他心里明白,按老祖宗的规矩,皇上只见四品以上的大臣;这次召见只有六品官阶的康有为和自己,看来皇上这回是真的下决心变法了。

不过,对”张元济”这个名字,光绪倒是有点印象的。甲午战败后,朝廷上下大受刺激。在读了康有为上书中的”自强雪耻”之策后,这位年轻皇帝萌生了读些在经、史、子、集之外的”新书”念头。在他亲笔开出的书单上,有一本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国学者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那时 “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那是一个集体启蒙的年代,连皇帝也不例外。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2

为皇上找书的事儿,就落在了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张元济身上。在那些日子里,张元济费尽心思四处寻书;可在百多年前的京城,要找新书,谈何容易!张元济只好深挖个人书筴,挪借于友人书斋,凑集一批、呈上一批;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

晚年的张元济,仍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见皇上时的情景:光绪说话声音颇低,但语气和蔼,再三叫张元济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见皇上着意倾听,张元济于是大胆进言,提出当务之急有二,即翻译西文和”设馆储才”,因为无论是建铁路还是搞外交,中国都需要新学以及懂得新学的人才。

  张元济晚年时曾对儿子张树年说,自己一生见到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到光绪,张元济始终对这位皇帝抱有”知遇之情”。在他眼中,光绪固然”殊欠刚健”,但却不失为一名有力图革新志向的皇帝。张元济曾作一诗,记下这次君臣之间的谈话:

  微官幸得觐天颜,
  祖训常怀入告编,
  温语虚怀前席意,
  愧无良药进忠言。

著名的”戊戌变法”,在第103天走到了尽头。眼见谭嗣同等六人血洒刑场,康有为梁启超远走海外,一众大臣纷成阶下囚,张元济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就不难想见了。

  李鸿章倒是有一双识人之眼,把当时遭朝廷”革职,并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荐给了在上海主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两年多后的1903年,张元济加盟由夏瑞芳等人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并任所长。

1903年: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张人凤说,晚清官场少了一个张元济,成就了一个近代杰出的出版教育家——从朝廷步入民间,是张元济一生重要的转折。

  康有为和张元济,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翘楚人物;然而,相比于豪放大气、张扬恣肆的康有为,张元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他没有洋洋洒洒的谈话演说,也没有堆积等身的专门撰著,以致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此,要看张元济在近代中国自强图新的版图上的位置,惟有看他做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妨略举数例:

在专事”英才教育”的南洋公学,张元济渐渐悟到,中国的问题实则出在”民智过卑”,四万万人中受过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仅占人口千分之一;然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国人,也不过是”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于是,当商务创馆人夏瑞芳邀其入馆时,张元济与夏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3

在商务印刷馆,张元济请到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编制新课本和工具书,翻译逾百种西方小说名著,新创多种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当年商务生产的大量优质精神食粮中,不少到了今天都仍是华文知识食谱中的”启蒙主食”;

对张元济来说,出版校勘是平台,而”昌明教育”便是毕生要圆的心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加盟商务一年后即编制推出的新式课本——《最新教科书》,蔡元培曾誉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在南洋一隅的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堂出现在1905年,学堂的首批学生就直接受惠于来自中国上海的这套商务课本。此时离武昌革命成功尚有六年……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4

全心拥抱新学,并不意味着要舍弃旧学;正相反,张元济对中国传统典籍,可谓万般顾惜珍爱。在统筹全盘业务之余,老先生就做着自己最为擅长的工作——他专辟”涵芬楼”收藏善本古籍,而他对《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被学界称为”两项了不起的大工程”,”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古籍出版的最高水准”。

  张老先生一生没留下专著,可他在商务印书馆60余载的心血早已”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受他启蒙的海内外华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1910年:南洋槟榔屿晤”友人”

  1910年3月17日,张元济乘搭游轮自沪启程,赴欧美多地考察教育和出版印刷业。此行自3月到隔年1月,费时近一年。船每经一地,张元济都给上海的家人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文字简快明洁,记录了整个行程和重要事件。

4月3日,舟抵槟榔屿,张元济拜访了一位”友人”,两人把臂同游槟榔屿植物园——这名友人,就是在1898年去国、流亡海外已达12年的康有为。

  12年后的首次相见,两人有没有回顾变法维新那惊心动魄的”百日”?康有为当时仍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张元济的明信片上不便明言,惟文中”寓公”、”友人”之所指,知情人当可读懂一二吧:

  ”槟榔屿故隶暹罗……,今其地已割于英。暹罗固失其主权,而土酋亦仅作寓公,寄人篱下矣。小屋数缘,栖迟海畔。余(我)驱车过其门前,友人指以示余,为之欷歔不止。”

  说到张、康之间的情谊,虽张元济从不属康、梁内圈人物,他对康有为一直怀有尊崇之情。有人说这是”同沐皇恩,效命新政”的特有情谊,也不无道理;然从张元济《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中所录一诗来看,维持这种情谊的纽带,更是他对”晚清书生报国”情怀的不弃: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要知道,写此诗之时,已是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的1952年了。

变法:一幅壮丽的画卷,一个启蒙的座标

  纪念馆里,与康有为肖像并排而列,是邱菽园西装楚楚的半身像。张人凤在整理祖父的资料时,曾经见过两人之间的通函一纸,内容说的是邱菽园赠予张元济的一部诗集。人称”南洋第一诗人”的邱菽园,为”当年名士,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他当年赠给张元济的,究竟是哪一部诗集呢?张元济来南洋的那年,两人可曾晤面?

张人凤说他常来新加坡,为的是看望在狮城落户已近20年的女儿一家;每次来新,也必会上图书馆、博物馆去查找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足迹,惟目前尚未找到他跟邱菽园交往的更多资料。”听说国家图书馆接下来会推出一个邱菽园展览,也许借此找到两人往来的更多文献资料。”张人凤微笑着说,声音中是满满的期待。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1

邱菽园是本地唯一的举人,1898年进京会试时恰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1200名参与签名的举人中就有邱菽园的名字;而变法事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幸得邱菽园接济,亦是本地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黯然于历史的邱菽园》一文中,本地学者李元瑾则提醒人们,在纪念本地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的革命事业时,可别忘了”他们是如何受惠于导师邱菽园的启蒙和开路。”

晚晴园故事主角之一陈楚楠,晚年曾回忆当年”启蒙之师”邱菽园:

  ”兄弟与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为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智识。”
  这群年轻人当年也参加了由邱菽园、林文庆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维新活动,”直至1900年自立军失败和义和团事变后,才转向革命”。

  ……
百年仰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013年张人凤在狮城对祖父张元济和他同辈人的回忆,让今人百年回望的视野,从狂风扫落叶般的辛亥年,向着更远更深的所在延伸开去,回到同样惊心动魄的戊戌年。

学者张鸣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这幅壮丽的变法画卷,也是一个启蒙座标。然而,启蒙的印记,常常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皱褶之下 ,容易被后来的更宏大的叙述所隐掩。

此时,听听胡适如何评价戊戌年另一位启蒙之师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1912年秋天,”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十余年的梁启超返国。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意及世界大势者,皆梁任公之赐。……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乳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这番话,是对启蒙之师梁启超的一次致敬,也是对戊戌年前后许许多多曾令后人受惠、但后人对其一无所知的启蒙之师们的一次致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见他们抖抖身上的蒙尘,一个个从历史的层层皱褶中走了出来,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张元济、邱菽园、林文庆,还有更多更多……

是的,他们当中,有的后来转而倡导革命,有的依然笃信君主立宪,各自或赢掌声、或得骂名;惟百多年前的思想启蒙光辉,曾寓”自强雪耻”之策之中,曾基”昌明教育”理念之上,一直耀亮着中国近代的百年之路,不曾因时势潮变而有一丝褪减。

  如是,辛亥年的故事,当可从戊戌年前后说起吧?毕竟,中国近代第一声发聋振聩的求变之音,响在更早的戊戌年间。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6/08/2013 页:4 现在新汇点)

  期颐园因为它的主人胡载坤,成为文化人聚会或落脚的地方。1939年主人设宴招待到南洋举办筹赈画展的徐悲鸿;1941年的期颐园更是”刘画郁诗”的诞生地,刘海粟挥笔作画,郁达夫作诗题画;赵少昂50年代初赴南洋开画展,停留新加坡期间就住在期颐园。

  文化景观中的期颐园,如此精彩,可是当我们准备到实地探访一番时,才发现”期颐园”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只剩下一个美丽名字供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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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纯端提供照片)

  第一次听到”期颐园”这个名字,跟城中的一片草地有关。

  1941年1月的一个夜晚,在这片草地上,两名南来文人望着黝黑天幕上划过的一颗亮星,唏嘘着同庚好友徐志摩的早逝,也谈到愈来愈紧张的局势。

  这两名南来文人,是作家郁达夫和画家刘海粟。据刘海粟多年后的自述,1940年至41年期间他来新举办筹赈画展,画展结束后受胡载坤医生之邀住进胡家大宅——期颐园。郁达夫当时在《星洲日报》任副刊编辑,常来大宅看望画家。

  是夜,刘海粟与刘抗、黄葆芳等几名学生,在期颐园合作完成了一幅《岁寒三友图》,接着郁达夫”奋笔写上一绝”,记录下大战前不平静的心情:

  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
  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这段跟南来文人有关的往事,让我们记住了”期颐园”三个字。

胡载坤医生与期颐园

   期颐园的主人是本地闻人胡载坤医生(1896-1984),他是南洋富商胡文虎的叔父、新加坡前财政部长胡赐道的父亲。不过说到胡医生,老辈人提的最多的,还是他那设在桥南路与海山街转角处的”南洋医院”(Nanyang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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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老辈人说,胡医生是当时少数能说华语、方言甚至马来语的西医,加上”生性开朗,笑口常开,诊病时爱跟病人说笑话”,大家都喜欢找他看病。遇上家境清贫的病人,胡医生不但不收诊金,还会免费赠药。

  胡医生非常敬重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为他们看病也同样不肯收费。用胡医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他敬重文人的一种心意。对本地文化百年脉络素有研究的杜南发认为,正如邱菽园资助康有为,黄曼士资助徐悲鸿一样,胡医生对文人艺术家的慷慨照顾,同样出于一种”感性的情谊支持”。

  期颐园也因为它的主人,成为当时文化人常常聚会或落脚的地方:1939年1月,胡载坤关馥馨夫妇在期颐园设宴,招待到南洋举办筹赈画展的徐悲鸿,当晚席上作陪的有郁达夫、黄曼士、司徒乔、张汝器、何光耀、庄有钊等人;40年代初,出身上海暨南大学的李晓音自沪抵新之初,曾短暂寓居期颐园;50年代初,岭南派画家赵少昂赴南洋多地开画展,停留新加坡期间住在期颐园,故其画作落款中常见”狮岛期颐园南窗”、”少昂于星洲期颐园”等;1958年圣诞节,新加坡女童军为盲童举办圣诞游艺会,地点也在期颐园的那片草地上。

  尤值一提的是,1941年的期颐园是”刘画郁诗”的诞生地。本地画家黄葆芳曾亲眼见到,寓居期颐园的刘海粟挥笔作画之时,郁达夫常常是”捧着茶杯在屋里徘徊,有时低头敛眉,猛抽着香烟。等到丹青落笔,他的诗已想好,于是走笔题画,并称双绝”,故称”刘画郁诗”。这类南来文人创作的书画作品,曾在战前星洲华人中引发一阵收藏热潮。

  文化景观中的期颐园,如此精彩,可是当我们准备到实地探访一番时,才发现”期颐园”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只剩下一个美丽名字供人回味……

  期颐园,究竟坐落在城中的哪一个角落?

期颐园:巴德申丘顶的大宅

  总觉得一幅好的城市行脚图,能带人看到”文化”和”地貌”两个景观——走进作品,看人的心事;走出作品,看实景的变迁。

  在寻找地貌景观中的期颐园时,幸得前辈引荐,我们拜访了胡载坤医生的后人,即长子胡赐德医生、周纯端老师夫妇。

  在胡家后人给我们看的一张张旧照片中,有一张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中的那幢殖民地时期的典型西式建筑,正是当年的期颐园大宅!大宅的具体地理位置,则是在乌节路ION后面的巴德申山(Paterson Hill),现址”The Marq”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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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初,胡载坤医生置下这座占地达6英亩的园林式住宅,将之命名为期颐园,”百岁曰期颐”,寓意寄望老父亲胡化山能享百年天寿。

  胡医生的好友、本地作家连士升曾为期颐园留下过文字,让今人得以”实地”目睹一下大宅的园内景致:期颐园”占地几亩大,树木茂密,一层一层地接到路边”;园内,左有鱼池,右有花园,前面有一大片草场,”奇花异卉,散布于园里每一个角落”; 大宅的正屋”规模宏伟,原先是某西人所建”,楼下三大间是起居室,楼上为卧房,”地点宽敞,空气流通,一切陈设,都以古朴大方为主,不落俗套”。

  连文中也提到,胡医生跟林文庆医生曾做邻居,林家和胡家的两间大宅”遥遥相望”。说起这位战后搬来的邻居,胡家后人记忆犹新——每天傍晚时分,胡医生收诊回来,八旬老人林文庆便会从对面大宅踱着慢步,来到胡家大院。甫一坐下,老人第一句话总是说:”May I have a beer?” (我能来杯啤酒吗?)两人年龄虽相差近30岁,倒是颇为投契;他们边喝边聊,常常待到暮色降临,林文庆才起身回家吃晚饭。胡家后人还记得,黄昏中归家的老人,微风中花白长须丝缕微乱,背影显得有点孤寞。

大宅虽拆,门匾仍在

  连士升在文末写道:”新加坡的名园不算多,但这个期颐园,像其他少数名园一样,总有一二特点值得人留恋。事实上,地以人传,相信这些园林将来会成为新加坡的胜迹。”

  然而,世事难料。连士升也许想不到,仅仅13年后,这个”名园”便不复存在了——1970年大宅易手,不久后大宅被拆,原址上盖起了一幢幢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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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的是,胡家后人尽其所能地留住”期颐园”记忆,包括对联、画作、花盆和门口石匾。1987年7月, 91岁画家刘海粟重访新加坡,此时那幢常常高朋满座的大宅已不见踪影,曾慷慨招待他的胡载坤医生也已作古,不过,在胡家后人居住的小院入口,浓荫繁花掩隐的红砖矮墙上,刘海粟又一次看到当年大宅的那个白色大理石门匾,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期颐园。

章星虹
联合早报 04/10/2013 页: 7 早报现在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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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帧肖像(下图)摄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岁次庚戌,是为清末新政期间。这一年,张元济偕同中国红十字会首任总医官、爱尔兰人柯太福医生,前往欧美多国考察。当时中国人的正式服装是长袍马褂,于是出国前先生经柯医生介绍,特去南京路上专制西服的服装店,定制了西装、大衣、皮鞋、领带等等。

  可让张元济最感棘手的,还是当时中国人的那条长长发辫。怎么办呢?幸得服装店有办法,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发套,可以把发辫盘在头顶。于是,张元济留下了这帧带着发套、穿着新装的肖像。

  而这幅肖像,也恰是身处于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如实写照——面对着”古今、中西、雅俗三大矛盾”巨大冲撞,置身于新潮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拉锯之间,每一名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着、探索着,期冀能找出一条祛辱兴国的应对之路……

  回望中国近代文化的沿革,张元济是个不能不提的名字。先生走的是一条”从翰林到出版家”的路子,其功德固在推动现代出版业之发轫,然更在于他”藉出版而兴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蔡元培、胡适等著名文人学者曾赞誉先生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可谓贴切之至。

  然而,这样一位以书业为基台、以教育为己任的文化先驱者,却因某种人为因素,被视为”边缘人物”而长期评价不足。所幸的是,近20年来,”张元济研究”愈见火热,人们又开始留意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贡献,藉以重新审视在世纪之交的近代中国。不过仍需一提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仍聚焦于中国大陆范围内,对张元济与南洋乃至海外的关系迄今较少触及。

  其实,说到南洋的早期华文书业与教育,也不能不提张元济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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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商务到南洋”的人

  那天读书,看”老商务人”如沈雁冰(茅盾)、梁漱溟、顾颉刚、胡愈之等回忆早年在商务做事的日子。翻到陈叔通老先生撰写的《回忆商务印书馆》,读着读着忽觉眼前一亮,”新加坡设分馆”六个字在文中分外显眼。

  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老先生,也是”老商务”之一,1915年在商务就职期间恰巧目睹了馆方商议拓展海外业务的整个过程。文中记道,当时有两方意见僵持不下,一方是”脾气很别扭”的总经理高翰卿,而另一方的经理张元济也向有一股”不让人”的韧劲:

  ”张(元济)主张在香港设厂,而高(翰卿)、鲍(咸昌)总是不同意,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才能通过。新加坡设分馆问题也是如此。”

  这段回忆传达了一个信息,对香港、新加坡两地都弥足珍贵:

  当年正是张元济本人,亲自主张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开厂设馆”;也全拜他的”不让人”韧劲,”外洋第一分馆”才在新加坡成为现实——1916年3月,商务”星洲分馆”开张营业,地址就在大坡大马路吉宁庙旁边。

数十年关注”星洲分馆”

  长期参与祖父张元济研究的张人凤先生曾告诉我们,他近年在爬梳祖父日记、往来信札以及商务董事会历年会议记录之时,发现祖父数十年间对南洋华人,尤其是对商务”星洲分馆”相当关注:

  在1906年一封致清廷学部官员的函件中,张元济写道:”南洋群岛华侨众多,兴学训民,实为本部应尽之职,弟于此事极愿勉效驰驱。”——这是迄今能找到的先生谈及海外华人教育的最早文字记录。

  星洲分馆在1916年开业不久,分馆经理吴渔筌归国述职。先生在日记中记到:”吴渔筌归自新嘉坡,言转运事可由潮、汕转,水脚较廉;又言杂志销路极佳,而递寄太缓……”

  隔年,张元济的学生、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南洋考察教育,返沪后即访老师。在当天的日记里,先生记录了黄炎培报告的星洲分馆运作细节。

  30年代初,日本人炸毁了中国出版业龙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店,星洲分馆也随告停业;30-40年代之交,中国抗战进入鏖战时期,先生提出”推广南洋业务”的开源设想,并主持了董事会议商议”复设星洲分馆”一事……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像张元济这样一位旧学出身的江浙人士,曾在京城做官、长期在上海办实业搞出版,何以会对南洋和海外华人如此关注呢?

  ”祖父其实跟南洋颇有缘分”,张人凤微笑地说。

生于清末广州城

  张元济所以跟康有为、梁启超较为亲近,除了理念相通以外,语言也是相通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这一点,确是出人意料。原来,先生虽说是祖籍浙江海盐人,却在南方广州城出生长大,14岁才回到浙江老家。张父森玉早年到广东谋生,定居广州;母亲谢氏亦原籍江苏武进,数代前移居广东。张元济于1867年出生在广州,那是清末的同治年间(1865-1874)。

  当年张家居于纸行街,”位于明清广州城西门内侧,呈南北走向,因多造纸、裱纸作坊而得名”,不远处便是十三洋行所在的西关,那里钱庄林立、商贾云集,是城中繁华之地。

  广州是中国唯一从未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康熙24年(1685年)解除海禁,广州设立了粤海关,是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之一;到了乾隆22年(1757年),皇上一纸谕令,洋船只许在广州城停泊,遂开始了 “一口通商”的历史,造就了一段”Canton”传奇。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还是后来的事情。

  随着西方商人的来到,西方经商做法、生活方式也最早进入广州,说清末广州是当时”中国最为新潮的城市”,一点也不为过。”祖父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度过的。他后来之所以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新观念新做法,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是分不开的”,张人凤说。

  张元济直到晚年都熟操粤语,朋友中粤籍人士也相当多: 在清末朝廷任职时,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在上海商务任职,朋友中有不少粤籍商人,包括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劳敬修,广东银行的李煜堂,还有怡和、太古洋行华人经理潘澄波等;文化人中,有中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翻译家伍光建等……

  先生尤喜广东音乐,悦其”窈窕眇曼之音”。在《岭南诗存》跋中,先生曾细述粤讴之”缠绵悱恻,节拍天然”,山歌之”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坐堂词之”哭以当歌,随口成文”,大棚之”跌宕激越,声泪俱下”等特点。孙女张珑曾回忆说,祖父”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往往靠在沙发里,听一档播放广东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疲劳得以恢复,再继续工作。”

  在张人凤看来,祖父能说南方方言中的广东话,喜爱广东音韵,对当年许多听不懂官话的海外华人来说,自然就有一种亲近感。因此无论是在清廷做官、还是在商务做事,关注华人聚居的南洋就成了一种必然。

百年前踏足星柔两地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还不止于此——百年前先生赴欧美考察时,在停靠星洲、柔佛和槟榔屿期间,先生曾登岸游览,并为三地均留下文字。

  先生对槟榔屿的记录在拙文《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中已有提及,此处不赘。
  那么,在张元济笔下,百年前的星柔两地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先生对新加坡的最初观感,其实始于踏足狮岛之前——

  船经厦门,先生见有大批壮年男子登舟,抵达香港也无人下船。先生感到事有蹊跷,询问之下方知这些人正是前往南洋的”猪仔”:”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旧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舟至新加坡,停靠数天;先生上岸,在市区郊外走了一遭。来到华人聚居区,耳闻目见的景象竟与家乡无异:”华人街市,悉仍中国旧俗。有时循行数里并不见一洋房。目所触者,中国之器物也;耳所闻者,中国之言语也”。

  第二天,先生渡海到对岸的柔佛新山,晚上下榻于一间”闻苏丹及其贵胄大臣时来饮宴”的旅馆。就在那个晚上,他”见识”了当地极盛的赌风——新加坡禁赌甚严,赌徒中大多是过海到柔佛”遣兴”的华人:”赌税为柔佛岁入大宗,业赌者皆华侨也。市中赌场林立,杂遝喧阗,入 夜尤甚。”

  先生对柔佛政府放任华人赌博非常不满,同时也意识到华人自身素质之不振:”柔佛政府导吾民为不正之营业,而复朘取其脂膏,固属可恨,而吾民程度之卑劣亦可见矣。”

  ”也许正是这样的观感,促成了他日后坚持商务在星洲开设分馆”,张人凤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停留的短短数天内,张元济特意与一位办教育的人士晤面——他是本地老辈人仍常常提起的养正校长宋木林先生(又名宋森)。

  宋校长是当年星洲教育界闻人,在主事养正期间曾有数项开拓性的建树,迄今本地华社仍念念不忘——他在养正附设半日班,以便英校生放学后补习中文;开办夜学,让半工半读的贫家少年有机会读书认字;增设女子教育部,鼓励女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等等。

  两人的再次会面,是在六年后的上海。1916年宋木林访沪,期间三次登门拜访张元济,曾就商务星洲分馆的事情为张元济出主意。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宋木林来谈许久…… (宋木林)言星洲分馆房屋太窄。邻屋会丰商店屋可让……”

  宋木林后应陆佑先生之邀,赴吉隆坡出任尊孔学校、坤成女校两校校长,并在1919年因领头抵制日货被当局递解出境,在广东鹤山老家终其一生从事教育。

到南洋找寻前辈印迹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今天依然延续着——孙辈后人张人凤曾多次来到狮城,追寻祖父百年前留在南洋、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印迹。

  的确,回望中国近现代历史,无论是文化变革,还是科技演进,甚至是国共两党各自”奋斗史”,南洋是一个不可不看的广袤场域:多少具影响力的晚清民国事件,多少曾有作为的晚清民国人物,都在南洋留下可供深挖的线索和刻痕。

  在我们眼中,张人凤是一位谦谦老人。出生于1940年上海的他,跟祖父张元济共同生活了19年,日复一日在长辈熏陶下养成了一种澹泊宁静、内敛低调的气质。老人留下地址,嘱我们到上海时一定到他家里坐坐,那是先生去世前一直住着的地方……。

  临别,张人凤亲笔写下祖父在晚年所做一诗的头两句。这两句诗,看似平常,却寓意隽永,道出了这位普及教育先驱者的一生:

  昌明教育平生愿,
  故向书林努力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无缘亲炙先生的教诲,无缘目睹先生的风采,然自启蒙那一刻起便受先生的润泽,皆缘家中书橱中珍藏之商务出品向是父母的最爱;惟久沐先生恩惠,却懵然而无所知。今置身美丽狮岛,有缘得见先生的后人,并循此探寻先生南洋之缘于一二,何其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