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桥南路老舍走下人力车的地方，詹美回教堂还是四平八稳地站着，成了一个历史座标；它右边摩士街转角处，三层小楼仍在、清雅风貌依然。2013年3月的一天，我们也来到这里。

章星虹

　　也许是读到董桥笔下的南洋城中华文书局，也许是缘于近来有幸向上海来的文史研究前辈讨教，我们想起了本城中最早的现代华文书局——商务印书馆。那天，我们决定再走一趟，去捕捉一点她最初设立时的碎片掠影，随身带着几则旧日广告、新旧地图数份，还有一帧泛黄的照片。

　　早年书局的历史，一直让我们着迷。商务印书馆是一家老字号书局，清末年间的1897年始创于上海，迄今已逾110年。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文化史、出版史，还是在教育史上，都留下自己的深深印痕。民国四年至五年间（1915-16年），即将20岁的年轻商务印书馆，决意向南洋拓展，”外洋第一分馆”就设在新加坡，不仅使南洋华文教育受益颇多，本地书业的发展演变轨迹也因此铺展开来。

广告和照片：时空向导

　　民国五年（1916年）3月20日，本坡《叻报》、《振南报》等华文报上刊登了一则书局开幕广告，落款人是”新嘉坡商务印书分馆”：

　　”本馆开设上海至今已二十年，集合华股二百万元，实为完全华股自办自公司。……敝馆为仰体诸君之盛意，特于新嘉坡大马路吉宁庙右首172号门牌设立分馆。”

　　据广告上说，商务印书分馆的开幕馆址，设在”大马路”"吉宁庙”右边的”172号门牌”。可在新加坡，华人俗称的”大马路”有两条，一是”大坡大马路”，另一是”小坡大马路”，这里说的是哪一条？ “吉宁庙”也是本地华人对印度寺庙的一种俗称，无论是布满华丽装饰性雕塑的兴都庙，还是相对不太起眼的印度人朝拜的回教堂，都叫”吉宁庙”，在这里指的又是哪一间？

　　此时手头这帧泛黄照片，就成了另一个”向导”：照片里一条熙攘热闹的大马路，大道的左侧耸立着以双塔形入口为标志的詹美回教堂（Jamae Mosque）；在它右边。摩士街（Mosque Street）与桥南路交界处，有一幢三层店屋式建筑，临街外墙上悬挂着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五个醒目大字——”商务印书馆”。

　　看到这些地标，熟悉本地街景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这里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俗称”大坡大马路”，新加坡商务印书分馆的开幕馆址就设在这条路上回教堂的右边。

　　细看这帧照片，猜想是在上世纪10-20年代拍摄的吧？路旁商铺鳞次栉比，街上行人不算太多；街面中央，有两条来回走向的车轨，不见机车过，也似能听见远处隐约的铃声；铁轨旁边，头戴斗笠、身穿短裤的人力车夫，奋力拉着车子，一路小跑的姿势给整个画面添了动感。那是上世纪初叶本地一段牛车、人力车跟机车争路的日子，空气里充满了”新事物与旧秩序”相撞相容的不安与兴奋。就连回教堂与商务馆大街招，也形成那个时代一个特有意象：詹美回教堂自1826年就定址桥南路，时间对它来说似乎是静止的；近一个世纪后的1916年，它旁边不期然住进了一个年轻新邻居，带来了一股新时代的清新。

影像：为一段往事铺设场景

　　这帧照片里的影像画面，也为一段珍贵回忆提供了真实的场景：

　　1929年夏天，一辆人力车就是沿着这条熙攘热闹的大坡大马路，向着商务印书馆的方向奔来。车上，坐着一名刚从欧洲邮轮下来的30岁左右华族男子，指明要找”在一条热闹大街”商务印书馆。

　　他就是刚结束5年英国教书生活、取道新加坡回北京的作家老舍。在自传中，老舍记道：由于回国前游历了欧洲数国，在法国启程时他身上的钱”仅够买三等票到新加坡的。”船抵新加坡，老舍其实”心中悬虚空着”：到新加坡怎办呢？

　　人生地不熟的老舍，心里认定了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那就是商务印书馆。凭着五年前”到欧洲去的时候曾经在此处玩过一天”的印象，老舍一下船就去找商务。他也记下了当时的忐忑心情：”洋车一直跑下去，我心里说：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等着我，便是开门见喜；它若不在这条街上，我便玩完。”
　　紧接着的一句，看得出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事情真凑巧，商务馆果然等着我呢。说不定还许是临时搬过来的。”配着老照片上的街景画面，我们似能看见夏日下刚从人力车下来，站在商务馆门前、面露得意喜色的老舍！

　　在当年桥南路老舍走下人力车的地方，詹美回教堂还是四平八稳地站着，成了一个历史座标；它右边摩士街转角处，三层小楼仍在、清雅风貌依然。2013年3月的一天，我们也来到这里，参照着老照片的构图和角度，摄下了一幅近百年后的影像。

　　有关商务到南洋的最早三个广告，下回接着说。

25/03/2013

70余年前的一本抗日歌书

章星虹

　这本薄薄的歌书，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把我们带回到70余年前的星马地区……

　1938年12月18日，入夜时分，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从大世界第三台的太平洋戏院，传来雄浑激昂的合唱歌声，振奋感人的舞台剧对白声。时年64岁的陈嘉庚（1874-1961）坐在台下，跟逾千名观众一道观看了这场演出。

　　四个月后，陈嘉庚为一本歌曲集作序，序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全团登台，气象严肃。歌声入耳，闻所未闻。但觉耳际有（犹）如万马奔腾，怒潮汹涌；剧艺出场，见所未见，恍如置身故国烽火之区，目击同胞流离之惨。表演寇军兽行，使人忿恨填膺；比将暴敌歼除，又使人痛快鼓掌。……”

　　他笔下的这场演出，是中国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救亡筹赈演出；而这本歌曲集，则是合唱团在星马地区演出期间印行的一本抗日歌曲结集本。

　　说到武汉合唱团，本地老辈人没有不知晓的——1938年9月，28名年轻文艺工作者在团长夏之秋（1912－1993）的带领下开赴南洋，”以歌咏、戏剧、演讲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然而，提到该团在星马出版的那本抗日歌曲集，亲眼见过的人则少之又少。人们发现，这本战前在南洋流传甚广的歌书，战后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今天的我们，更只能从旧日报纸、资料汇编和老辈人口述回忆中，想象它昔日的模样。

《民族呼声歌集》

　　不久前，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在一名专事修复旧唱片的友人手中，看到一本旧歌书。接过书翻开一看，顿感欣喜莫名：”武汉合唱团”、”陈嘉庚”、”夏之秋”、”南侨筹赈总会”，一个个”关键词”蹦入眼帘——这不正是武汉合唱团当年在星马印行的抗日歌曲集么？

　
　这本薄薄的歌书，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把我们带回到70余年前的星马地区，也让我们看到一段有关陈嘉庚与一本歌书的往事。

　　
这本歌书印行于1939年4月，距今70余年，书页已泛黄发黑，书脊书角亦已破损，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依然完好无缺，清晰如昨。书中共收录48首抗日歌曲，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有聂耳曲《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曲《保家乡》、何香凝词《赠寒衣予负伤将士》、野青吕骥词曲《中华民族不会亡》，还有《满江红》、《流亡三部曲》等。身为作曲家的夏之秋，也有多首作品收录在这本歌集中，包括《女青年战歌》、《游击进行曲》、《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等。

　　歌书的设计，用朴素二字形容，最为恰当。只见素色封面上，印着”民族呼声歌集”六个黑字，庄重而大气。据《南洋商报》1939年4月报道：”《民族呼声》歌集，封面系用蒋委员长对该团赠旗之题字，内页有高总领事之题字。”

　　翻开首页，即见陈嘉庚为这本歌集写的序言。《南洋商报》在报道中特别强调：”陈氏此点文字，向所未有，诚为创见。”但见整篇序文，字里行间满是对武汉合唱团南行义举的高度赞誉：”声容所至，感动全侨，遥应祖国前方抗战之精神，默增海外华侨救国之力量，劳绩至伟，卓然不磨。”

　　同时，陈嘉庚也提到合唱团此行的教育角色：合唱团来到星马以后，不仅奔波劳顿、高歌救亡，在”文化启发，教育熏陶”方面亦不怠慢。夏团长”浸浴于群众热情鼓舞之中，欣然将其歌谱，编订成集，付托南侨筹赈总会刊；而”民众学习歌唱之殷勤，教师求取歌谱之迫切，真诚涌露”，令自己”感发至深。”

救亡运动在哪里，歌咏也在哪里

　　这本歌集的编者，是合唱团的团长夏之秋。早在合唱团刚成立时期，夏团长就想过出版一册”新颖和合用的歌咏集”，专给救亡歌咏队使用。然而，”当时因交通不便，纸价飞涨，和缺乏印机等重重困难，未能如愿。”

　　那么，合唱团到达星马仅仅数月，如何有能力出版歌集一册呢？

　　合唱团团员陈蔚女士在晚年回忆说，除了团员们的鼎力合作，如抄谱、校正歌词、校对歌谱等，这与南侨总会和陈嘉庚主席的鼎力相助亦是分不开的：”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在得到陈嘉庚主席的同意之下，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录唱片、编印成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一时间，抗日歌曲风靡新马。”

　　从该书的出版资料也可看到，封底发行人一栏，写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旁边还盖着总会的红色大印，地址是”新嘉坡武吉巴梭律43号”，正是具有久远历史的怡和轩俱乐部。怡和轩在新加坡历史上曾扮演的特殊角色，此时又添一佐证。

　　本着”救亡运动在哪里，歌咏也在哪里”的信念，无论走到哪里，合唱团都带着这本歌集，分发给那里的民众。拿到歌本，大家传唱习咏，每每”待到合唱团演出结束时，观众都能与合唱团一道共歌一曲。”

老作家田流找这歌书找了几十年

　　为了多些了解这本70年前印行的抗日歌曲集，我们走访了本地华文作家田流先生。今年82岁的田流，战前10岁左右就参加救亡歌咏队，到今天他仍能演唱百多首抗日歌曲。

　　听说我们见到《民族呼声歌集》，田流掩不住惊喜之情：”我找这本歌书，找了几十年！你们能见到这本歌集，实在太难得了！”

　　谈到这本歌曲集在战后几近消失的原因，田流说：”在日据时期，若被日军发现藏有这本书，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老作家告诉我们：”日据初期，有一天我父亲见到我偷偷翻看这本歌书，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他的一个朋友因藏有抗日书，被汉奸告发，日本人把他们全家都杀掉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例，我听了很害怕，就连忙把这本歌书烧掉了。那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把有抗日内容的书通通烧掉了。”

　　因此田流一再说：”这本歌曲集非常珍贵。听说你们见到了这本歌书，我真的好高兴！”

潘受《卖花词》依旧回荡

　　《卖花词》是这本歌集的最后一首歌，也是48首歌曲中唯一一首在星马创作的抗日歌。

　　据夏之秋团长晚年回忆，在星马演出期间，他力邀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受先生，为合唱团做一首歌。有感于当时星马一带满街的卖花声，潘受写下这首《卖花词》，由夏团长谱曲，遂以艺术歌咏的形式凝固了当年中小学生为救亡募捐的情景。

　　这首歌的最早演唱者，是合唱团女高音、年仅19岁的江心美。一把柔美的女声，幽幽地唱着，声调起伏之间流露出丝丝伤感，闻者无不动容。很快地，这首歌在南洋各地的华人社群中传开，也令更多人参加到歌咏筹赈、卖花募捐的行列。诚如陈嘉庚先生在序文中所说：”……武汉合唱团只28人，亦只28人之歌声耳。乃初到星洲，歌声一出，即轰动全南洋。今更加以歌集发行，人人习之，（故）人人能做武汉合唱团之歌声，人人亦可为武汉合唱团之团员。”

　　今天，陈嘉庚与武汉合唱团的筹赈救亡故事，仍在星马一带传诵着。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厅里，人们还能听到曾一度响遍星马街头的《卖花词》：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
　　买了花呀，救了国家。……”

　　这本歌书印行于1939年4月，距今70余年，书页已泛黄发黑，书脊书角亦已破损，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依然完好无缺，清晰如昨。书中共收录48首抗日歌曲，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

（联合早报 25/01/2013 早报现在文艺城）

哪一个苏菲亚？
章星虹

解开”历史疑团”，整个过程不仅促人回溯岁月演变的脉络，沿途更让人看到不少的美丽巧合——这座小山丘，虽然非因两名女传教士而得名，但她们所创办的两所女子学校一直矗立山上，为后人保留了早期女子教育的历史现场，遂为”苏菲亚”这个名字增添了不少风采。

—-

　　近来常有机会到苏菲亚山（Mount Sophia）一带，渐渐被她的过去迷住了。早年种植园留下的蜿蜒山路，依然矗立丘顶的西式大宅，女校留下的老建筑，不同的宗教礼场所……

　　不过，最让我着迷的，还是”苏菲亚”这个名字。苏菲亚（Sophia），一个常见的西方女子名字，源自希腊文”智慧”。说到这座小山丘为什么取名”苏菲亚”，坊间一向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以莱佛士第二任太太苏菲亚命名，也有人认为是取自一位曾在山上兴办女子学校的女传教士。

百年历史里出现的苏菲亚们

　　究竟是哪一个苏菲亚？在新加坡开埠后的百年历史里出现的苏菲亚们，是一群怎样的智慧女子？她们跟这座小山丘，又有着何等程度的渊源？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寻根究底的莫大兴趣。

　　一查之下，发现在上述两种说法里，各有两名”苏菲亚”。在第一种说法中，两名苏菲亚都跟莱佛士有关，即莱佛士的太太苏菲亚和在1823年出世的外甥女苏菲亚。小苏菲亚的父母很有”背景”，老妈是莱佛士的妹妹，老爸弗林特上校（Captain William Flint）被莱佛士任命为本地首任港务官，并得到实利基山这块地。据弗林特上校自己的记录，他在小丘上开辟香料园，并在丘顶建起一栋大宅。1823年大宅完工建成之际，也是女儿呱呱落地之时，他遂以莱佛士太太苏菲亚的名字为女儿取名，也同时把这座小山丘改名为”苏菲亚山”。

莱佛士太太苏菲亚

　　第二种说法提到了两名女传教士苏菲亚，即英籍的柯苏菲 （Sophia Cooke）和澳洲籍的苏菲亚•布莱克摩尔（Sophia Blackmore）。她们两人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在年龄上相差40多岁，而且是一前一后来到新加坡，服务于不同的教会。不过她们各自曾掌管或创立的女子学校，今天仍然留在小丘上：前身是”华人女子学校”（CGS）的圣玛格烈学校（St. Margaret’s School），小学部仍在当年原址开课；而前身是”淡米尔女子学校”的美以美女子学校（MGS），学生虽已迁出，旧日”老校舍”（The Old School）仍在，已列为本地被保护建筑群之一。

苏菲亚•布莱克摩尔（Sophia Blackmore）。

　　如此看来，百多年前的四名苏菲亚，跟这座小山丘都曾有过深浅不同的缘分！那么，这座小山丘的名字，究竟来自哪一个苏菲亚？

　　在数位对本地早期地图画作素有研究的朋友指点下，我查看了三份早期地图和一幅画作。1823年的《市区规划蓝图》，是新加坡最早的地图之一，图中仍标有”实利基山”。绘制这份地图的勘测官杰克逊中尉，同年又做一幅速写画，从海滨取景遥望皇家山和山下海岸线，画中首次出现”苏菲亚山，新加坡”的字样。这与弗林特上校的大宅落成、女儿出世的年份倒是相吻合的。到了1830-40年代，在建筑师哥里门《新加坡地图》（1836）和勘测官汤申《新加坡市区地图》（1845）中，”苏菲亚山”已成为正式地名。

非以女传教士命名

　　换言之，当两名女传教士苏菲亚在19世纪中后叶踏足狮城之时， “苏菲亚山”这个名字，已然存在有些日子了，显然非以两人而命名。不过，这也恰恰是解开”历史疑团”最为有趣的地方，整个过程不仅促人回溯岁月演变的脉络，沿途更让人看到不少的美丽巧合——这座小山丘，虽然非因两名女传教士而得名，但她们所创办的两所女子学校一直矗立山上，为后人保留了早期女子教育的历史现场。遂为”苏菲亚”这个名字增添了不少风采，也带着我这个外来人走近了本地早期女子教育的课题。

　　说到当年女传教士苏菲亚•布莱克摩尔，值得多加几句。她在1887年到埠时刚满30岁，一住四十余载，在本地早期女子教育方面做了不少事情。除了创办两所女子学校，她也曾被当时一些富裕海峡华人家庭聘为家庭教师，为足不出户的小娘惹们登门上课。华族富商陈恭锡的三女陈德孃（李浚源夫人），当年曾跟她学英文。这段红毛”密西（老师）”深闺上课的故事，今天已进入博物馆——打开掌上导览器，转到19世纪末女子教育的部分，听筒里传来一把小女孩稚嫩好奇的声音： “你母亲为什么不帮你找个丈夫呢，密西？”

联合早报 24/12/2012 早报现在新汇点

民厚里•学士台•中峇鲁
章星虹
（联合早报 7, 14/01/2013 现在-新汇点）

　　中国上海有个民厚里，香港有个学士台，新加坡有个中峇鲁 （Tiong Baru)——在历史风云大开大阖的上世纪，沪港新这三个大都市里，分别都有这样一个小地方，为文化人提供了一处绿洲般的栖身之所。

　　年前到香港，长期关注文学资料收集和保存的作家小思（卢玮銮教授），送给我们两本她的新版旧作，分别名为《香港家书》和《香港文学散步》。读到她笔下的民厚里和学士台，思绪起伏流转，想到身边的中峇鲁。

　　民厚里，上海的一条民居里弄。上世纪20至30年代，那里的石库门房子先后住过不少知名的文人作家，包括当时仍在大学读书的施蛰存、戴望舒，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做事的田汉、张闻天，还有陈独秀、梁实秋、叶灵凤等人。民厚里也曾是创造社早期文学活动的地点，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都曾在那里落脚。因此，对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民厚里自然有着一层非同一般的意义。可来到90年代中期，民厚里抵挡不住城市发展的威力，那里的石库门房子统统被拆了，连一块砖也拾不回来。小思痛心地形容：”一声令下，史迹就此了结！”

　　学士台，香港半山薄扶林的一个住宅小区。在三四十年代，人们走下一段段台阶，就能看到一个个平台；每个平台就是一条小街，建了些老房子。抗战中期的1938年至1940年间，中国不少著名文化人，尤其是现代派文人，因走避战火来到香港，暂居学士台。聚居在那里的有小说家穆时英、诗人戴望舒、文学翻译家施蛰存、漫画家丁聪、编辑欧外鸥、画家兼作家叶灵凤，还有叶浅予、郁风等人。用报人卜少文的话说，学士台在那两年是”香港的拉丁区”。不过今天回望，那群有家回不得的文人作家，也可以说是二战时期的”港漂”——身漂相对安稳的香江，心在烽火连天的故乡。如今的学士台，幢幢高厦林立，”台”在何处，已难以辨认了。小思叹道：”我看着一幢新的大厦，也说不出以前的事。”

　　中峇鲁，新加坡首个新式”共同住宅”的试验区，也是一块跟文人作家特别有缘的地方。如果说民厚里讲的是民国文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学士台说的是抗战时期一群文人的”港漂”生活，那么中峇鲁则是一个南来文人与本地作家的共同故事，记录了他们的在地生活、在地创作。所幸的是，中峇鲁的小楼大部分仍在，这个故事仍能说个七七八八。

　　中峇鲁的文人故事，可分成战前和战后两段。中峇鲁住宅区的首批建筑在1936年竣工，战前那一段时常出现在过来人的回忆录、文献记录里。史学家许云樵在《中峇鲁区今昔》一文中写道：”因为这是新式的共同住宅，人文界人士趋之若鹜，纷纷迁入居住。”战前迁入中峇鲁居住的文人中，有报人胡愈之和关楚璞、作家郁达夫、南洋学会创办人之一姚楠，还有南洋女中老师汪金丁等。

　　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在中峇鲁的那间朴素的小客厅，可以说是战前中峇鲁文人渊源的一个象征标志。报人张楚琨回忆说，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所，没有沙发，没有陈设，”沈先生却布置得很利落，令人有窗明几净之感”；当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尤其是参与抗日筹赈工作的那群文人报人，时常在那里相聚，很多时候倾谈到深夜。

　　那个小客厅也目睹了大战前的严峻。沈兹九先生记道：1942年2月1日那一天，”整个天空布满了死灰色的云……，飞机一阵阵像黑鹰似地死灰色的云层里盘旋”。就在中峇鲁她家的小客厅里，人们最后一次地聚在一起：大伙儿决定撤离新加坡。

（图）郁达夫当年就曾住在这里。

战后中峇鲁的文人渊源

如果说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在中峇鲁的那间朴素小客厅，标志着40年代初中峇鲁的文人渊源，那么战后的故事则是由一名当年”文艺青年”的记忆串在一起的。

　　年末雨季的一个下午，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树梢上不时洒下一串串水珠。我们撑着伞，跟随本地老作家谢克，来到他年轻时住过的中峇鲁，探寻战后迁入中峇鲁的文人旧居。

　　”50年代初，中峇鲁这一区住了不少文艺界、教育界人士。不过我自己当年最熟悉的，是三位住在这里的文学前辈——从香港来星洲办报的刘以鬯，当年红遍东南亚的作家姚紫，还有本土第一代小说家苗秀。”老作家告诉我们。

　　那天我们从金殿路起步，沿着金榜路，右转进中峇鲁路，第一站停在谢克年轻时住过的文忠路。指着前方的一幢四层高的小楼，老作家说：”你们看，这座小楼是大牌1号，姚紫和刘以鬯当年就分别住在四楼和一楼，就在我住的大牌4号斜对面！”

(图）璇宫戏院旧址就在此路的左边，当年苗秀的家在戏院前一座小楼里。

　”刚刚走过的金殿路，从前那里有家璇宫戏院，苗秀的家在戏院前小斜坡上的一座小楼里，”他接着道。
　　也是老报人的谢克，曾在华文报馆任副刊编辑，数十年间培养了不少新进写作人。回望50年代初，谢克说当时的自己也是一名刚从学校出来，渴望学写小说的文艺青年。求知欲旺盛的他，常到这几名作家在中峇鲁的住所走动，当面向他们讨教。三位文人当时虽已是晋身”知名作家”，对新进写作人却没有架子，每次都热心地为这名年轻人看稿提意见，还常嘱他多读文艺书籍。

（图）姚紫和刘以鬯当年就分别住在大牌1号的四楼和一楼。

　　我留意到，在这三名文人中，姚紫40年代后半叶南来后长留此地，刘以鬯在50年代初因工作短居星洲，而苗秀则是20年代在新加坡出生的本地人。这样的组合，放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很有代表性——他们的出生地、居住身份各不相同，但都因对这片身处土地的关怀而留名新华文学史。

　　”对我来说，不管他们是外来还是本地，短居还是长住，这三位作家都是我在写作路上的恩师！”老作家强调说。

　　离开文忠路，我们一面走一面聊，没有说下一站到哪儿，却似心有默契般地向着大牌65号慢慢踱去——那里是战前郁达夫住过的地方。我们在街角咖啡店坐了下来，望着店外飘着的朦朦细雨，知道郁达夫的旧居就在这座住宅楼的24号（有人说是22号），有一种踏实安心的感觉。

　　我曾问自己：寻找文人作家的旧日居所，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当一个城市能保留的旧地旧址愈多，她能讲述的故人往事便愈多；而藉着临旧地，忆故人，人们会看到自己的来时路，遂对这片土地产生更深的共鸣和感情。所以寻故人旧地，我们要找的，也许是我们自己。

　　那天过后，脑海里总是出现雨中中峇鲁的一幕：老作家一手撑着伞，一手指着路边小楼，有点耳背的他正大声地讲着半世纪前的段段往事。在民厚里被拆得片瓦不剩，学士台已不见”台”的今天，中峇鲁的小楼尚还安在，60年后老作家尚能站在小楼前面，跟后辈传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这是何等值得庆幸的事情！

　　然每当庆幸当下，对明日的莫名担忧亦会随之而来：中峇鲁那些”高龄”小楼，会不会哪天也遇上如民厚里、学士台般的命运？倘若中峇鲁有一天抵不住城市发展那股不容分说的威力，她的文人故事是否也会从此”史迹了结”、”无人理会”了？想到这里，暗暗对自己说：下回小思老师再访新加坡，一定要带她走一趟中峇鲁！

路边的一排老房子，几经翻新，漆彩还是掩不住你上年纪的痕迹；
终于有一天，邻家房东决定要把物业变卖，住户搬走，楼房跟着拆了；
邻楼拆去了，却在你身上留下相依相靠的岁月之痕。

留痕岁月教人心动。为建筑的剖面留影，捕捉转眼即逝的岁月，算是一种心情调协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