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
文化沙龙 – “生活空间与历史记忆”系列讲座

武吉布朗：空间与价值的对话
（华语讲座）

主讲人：

- 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许耀峰博士
-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赖启健博士、
-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冯臻杰博士

主持人 : 新加坡亚洲研究会会长，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梁秉赋博士

日期/时间：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 下午2时至4时30
地点：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大厦5楼

内容简介
廿世纪初年，新加坡已成为亚洲交通枢纽上的一座大城市，当年殖民地市政府为应付本地华人移民社群丧葬文化的社会需要，在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开辟一座由市政府管理的华人公共坟场，咖啡山成为本地移民社群文化空间的一部分，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文史记忆，而对这座于70年代封山的坟场的长期规划是将之发展成公共住宅区。今年“生活空间与历史记忆”系列讲座，三名参与咖啡山文史记录工作的主讲人，将从人类学、建筑和人文地理的专业角度，跟大家分享历史记忆工作的心得，进行一场空间与价值的对话。

讲题 一、《从家至国： 武吉布朗的记忆空间》 – 墓地是记忆先人的空间。
今天咖啡山坟地已从对祖辈缅怀的家庭空间，扩大到公共的记忆空间，成为一处新加坡人共同记忆的源泉。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许耀峰博士将就这个近期公众关心的课题，探讨如何在新媒体效应的强化下，将坟地的意义提升到文化遗产的地位。

讲题二、《与墓碑对话》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赖启健博士将利用为我们讲解他的团队在咖啡山所收集到的各类典型传统华人坟墓的构建型制，通过精细的制图技术，特别介绍所发掘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

讲题三，《地理信息系统与墓地记录》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冯臻杰博士将介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在记录和保存咖啡山墓地的文史资料。地理信息系统是一套能储存和分析不同媒介的特别软件，讲座将探讨地理数据如草图、照片和文案等记录经过科技软件的视觉化处理和时空模式分析所发挥的作用。

丁家瑞（许诺）1947-48

文•章星虹

这本36开的小诗集，薄薄的，收录了十七首短诗。诗集的封面真是好看，素雅简洁，大片留白，书名只占封面一角。诗集后面的“后记”，也用家常聊天似的平淡口吻道出，400字不到，开头部分只有三行10字，分明是一句诗：“前进了，/留下来的/有脚印。”

《脚印》，正是这小诗集的名字，诗人名叫丁家瑞（1916-2000）。说到丁家瑞，本地长辈中还有不少人记得他，大多在年轻时读过他的诗。战后初期新加坡的华文文坛上，诗人大致可分三类，即战前已发表作品的“老一辈诗人”、战后崭露头角的“新进诗人”，以及来自大陆或马来亚其他地区的“外来诗人”。丁家瑞是第三类诗人中的佼佼者，那时以“青青”等好几个笔名在《星洲日报》、《风下》等发表诗作，如等。可惜今天的后辈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丁家瑞”这个名字了。

说一点诗人的背景。丁家瑞是安徽芜湖人，原名许之正，又名许诺，芜湖高级农业学校毕业。 1937年“七七”事变，刚满21岁的他，来到南方的两湖两广一带。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战后初期，丁家瑞受命为中国歌舞剧社到南洋演出打前站，经香港赴狮城，在新加坡待了两年多，48年底返回香港，从49年夏起定居大陆。

在新加坡两年多的日子里，丁家瑞先后教过书、编过杂志，包括跟作家杨嘉合编《爱华周报》、诗人米军合编《读书生活》。当然，他的名字主要还是跟诗歌连在一起。收入这集子中的十七首诗，是丁家瑞在1947-48旅居狮城的两年里创作的。十七首诗，留下了十七个脚印，丈量出这名南来文人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诗集里作品不按年份顺序排列，而是按内容主题组类，粗略分一分，有勾勒马来亚实景的，如《吉宁人与羊》、《荒村》、《一天，我激动地走在街上》、《花疯》；借寓言述说心事的，如《寓言诗三首：辩论•那不是我•绅士和钱袋》；托实物抒发胸臆的，如《窗外》、《巷》、《桥》、《海》、《童年》；回应时代感召的，如《无题五首》、《誓》、《遐想》；还有催人奋进向上的，如《活着是美丽的》和《力量》。

《脚印》，1956年，香港上海书局印行，新加坡新华书局杨善才先生提供。

曾经有人说，在战后初期的那个大时代，丁家瑞的诗歌显得“平和冲淡”了些，少了一份当时诗作中普遍存在的慷慨激昂。不过，细读他的诗作，你会看到，恬淡辞措的背后绝不是冷漠和无动于衷；以平实作为基调的叙述，更见其寓意之沉重、寄托之遥深。在一诗里，诗人“看着天边的云/听海上的浪涛/想着老远老远/想着人的希望/……”，于是从云、海、人，诗人想开来去：“人走在人中间/人若能给人一点理想的援助/人便是站着的/人便有了希望。”
读丁家瑞的诗，是一种享受。他的诗作，语言明快简洁，风格清新自然，且带有一种跳跃的韵律，很适合朗诵。当年他至少有两篇诗作，即和，被年轻人编成朗诵诗，成了文艺演出会和叙别晚会演出的必备节目。一诗有颇强的感染力，然又不失生活中应有的那层明亮美感：

“活着是美丽的。
活着的花朵笑容满面，
活着的河水悠悠地唱歌，
活着的草儿站得挺直，
活着的海洋呼啸奔腾。
……
活着呀，活着是美丽的！”

待到这些被结集出版时，已是1956年，此时丁家瑞离开狮城已八年有多了。他在为诗集撰写的“后记”中写道：“今年，在书店工作的朋友看了我留存下来的一些小诗，说可以编印出版。”这里说的书店，指的是香港上海书局，即陈岳书先生创办的新加坡上海书局的香港分局。那么，香港上海书局为什么会为丁家瑞出版这本诗集呢？

原来，丁家瑞跟上海书局一直颇有缘分。1946年初丁家瑞从内地到达香港，他的同学好友唐泽霖先生此时也恰好抵港，为的是筹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得知丁家瑞年底将赴狮城，唐泽霖便委托丁家瑞将一批共数十种的大陆新版图书，带到新加坡上海书局寄销。丁家瑞欣然答应。就这样，他在新加坡认识了上海书局的温平先生。1948年底，丁家瑞回到香港，也曾在香港上海书局帮了几个月的忙，当时书局正在日夜赶工编印一套专向东南亚各地发行的“现代版”中小学通用华语课本。在一文中，丁家瑞回忆说，在香港上海书局工作的这段时间虽不长，“这段往事合作很愉快，因而久久不忘。”

说回出版一事。起初丁家瑞想，这些根据旧日心情和水平写的东西，现在出版有何意思？不过“转而一想，在我旧时旅居的地方，如今还有不少我的朋友和同胞，如果在我这些小诗里所记录的景象，在他们眼里还没有完全抹去的话，那么通过这个集子，做为跟朋友们谈论记忆，还是可以的。”这么一想，他就释然了，遂从旧日诗作中检出十七首交给书局，于是就有了这本《脚印》。他这样说：“海外有不少朋友，我很怀念，就把这集子作为我的书简致意吧。”

作者分年代，读者是不分的；后辈读者如我们，在数十年之后也同样收到了这份书简致意，犹如他仍在跟我们殷殷地谈论着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联合早报 2012-4-24 副刊）

莫缕勇 （Mok Ly Yng）

南生花园（Whampoa Garden) 曾是新加坡有名的一座景点。当年的主人是侨领黄埔先生（胡璇泽，又名胡南生、胡亚基 Hoo Ah Kay)，1816-1888），后来卖给佘连城（Seah Liang Seah 1850-1925），改称明丽园 （Bendemeer House)。

南生花园 （明丽园）的旧址就在实笼岗路（旧门牌 850号），其主楼就在今天文庆组屋大牌33号、熟食中心大牌29号和文庆地铁站之间。

章星虹／文•图 （联合早报 2012-03-28）

书，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吧。
不用隆重盛大的仪式，也没有冠冕堂皇的场面，只是在流年似水的平常日子里，因为不舍，所以有了赠、藏、释。

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我们这一把年纪的六兄弟，今天怎么上报了？编辑先生不嫌我们罗嗦，执意要我们说说自己的故事。那好，就说几句吧。

　　我们是中华书局印行的《新编高中国文》课本，于1946至1952年间在香港印刷厂生“人”，甫一付梓就被打包装船，带着满身油墨香来到南洋新马一带。扳着书页算算，迄今已有六七十载了。

　　不过，跟民国初年从上海来的前辈相比，我们六兄弟可不敢称老。中华版的图书教科书，自1915年就陆续南来，再过两三载就百年了！听前辈们说，最初的落脚点是庄希泉先生在桥南路经营的 “中华国货公司”，那家国货公司是中华书局的“南洋特约总发行所”，同时也代理其他书局的图书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星加坡分局，要到1923年才正式开设。

　　待到我们六兄弟来南洋时，已是50年代初了。记得抵埠后稍作休整，我们就被分到一所所华文学校，一待就是数十年。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遇上了来自商务、上海、世界和南洋四大书局的同侪，大家济济一堂、各显才华，好不热闹！我们一起面对世事起伏，尽己本分，不去理会加诸于身的各种“帽子”；我们伴着一代又一代华校生成长，看着他们从稚嫩少年逐渐成长，成为有用之材。不瞒你说，每想到这里，我们都满心欢喜，老怀安慰！

你看我们啰啰嗦嗦的，扯远了。编辑先生特别嘱咐过，让我们说说近些年退休以后的情况。那就说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赠书、藏书、释书”的故事吧……

赠书人：华校退休女老师

你问我们是什么时候退休的？这说起来就话长了。简单地说吧，以前的华校是“六三三”制，即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我们六兄弟呢，就是高中生用的华文课本。不过，是从70年代初开始吧？本地学校逐步改制，我们六兄弟也渐渐成了无用之“人”。记得那时我们灰头土脸，无人理会，滋味可真不好受！
就在此时，有一位华文老师收留了我们。她为我们掸去满身灰尘，清出书架的一角，让我们六兄弟安身。书架上岁月悠悠，究竟待了多久，我们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天，老师把我们从书架上取下，仔细包好，带我们出门。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书城“百胜楼”二楼的新华书局。

　　一来到书局门口，我们顿时雀跃起来：这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同伴哩！书店面积不大，书籍堆得满坑满谷的。这时书店的杨老板迎了出来，只听见老师开口道明来意： “我是退休多年的华文老师，这套书也跟了我好多年了。我一直不舍得把它们送人，更不希望它们以后失散他处。听朋友说你是个爱书人，我今天就把这套书带来送给你。”

原来老师是要为我们找一个好归宿！我们舍不得离开她，但也明白她的心意。最大的遗憾是，老师赠书时没有留下姓名，迄今我们都无法找到她！

藏书人：华文书店东主　

　在这间小书店里住下后，我们六兄弟又长见识了——与其说这是间书店，不如说是间藏书阁。藏书人杨老板保留下来的每一本书、每一片纸都能道出本地历史的一个面向。

　　除了藏书，杨老板也捐书。仅在我们住进来的几年间，就亲眼看到他捐出图书达3000多册。按董桥的说法，一个好的藏书家，不仅要会藏书，还要懂得捐书。

　　人们也说，杨老板有“嗅”书的本事，一“嗅”便知一本书有没有保留的价值。随着愈来愈多老辈人希望把自己毕生藏书捐给本地图书和文化机构，他也开始忙碌起来，常常被请去帮忙清理藏书，他乐此不疲，而且分文不取。

杨老板虽然阅“书”无数，但对我们六兄弟一直格外器重，爱护有加，因为他非常清楚华文教科书作为当年知识“主食”的分量！平日，杨老板把我们收藏在密封的塑胶套里，不轻易拿出来，只有在很特别的场合才肯“放人”—— 不久前的一天，在杨老板的特许下，我们六兄弟暂离书店，由两名后生带着去拜访一位老者……

释书人：前辈南来文人

　　宽敞明洁的客厅里，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端坐在客厅的中央。带我们前去的后生，把我们六兄弟一一介绍给老者，并恭敬地称老人为“释书人”。老人接过我们，静静地翻看……
客厅的左侧是一扇硕大的玻璃窗。窗外，一幅画徐徐展开，雨后片片竹叶凝着晶莹点点，沉实的墨绿中揉着欲滴的淡翠，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过了好一阵，老人慢慢从书中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如见故人来呵！”

　　眼前的这位鹤发童颜、精神奕奕的老人，正是刘老先生，本地知名前辈诗人、95岁高龄的刘思老先生！

　　怎么这样一位鼎鼎有名的大诗人，当年也曾在学校里教书？原来，在那个年代（听说在这个年代也一样），光靠写诗作文是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因此刘思在战后曾打过两份工，一份是报馆编辑，另一份就是教书。

　　说起刘老先生的教书生涯，不能不略提中正中学的庄竹林校长——1956年，庄校长聘请在中国读过师范专科的刘思到中正教华文，而且一来就教高中毕业班！刘思说：“这对庄校长和我来说，都是一次冒险。不过不冒险，就没有精彩！”

　　当年上过刘老先生课的中正学生，包括刘思的儿女，即诗人长谣和妹妹双圆，至今仍记得上课时的那份精彩——才气横溢的老师，喜欢盘腿坐在椅上谈文论诗，飞扬神采、声情并茂；说得兴起时，有时会叫学生去买杯咖啡来，润润嗓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天，见到我们六兄弟，还有围在身边、屏息聆听的一众后辈，刘老先生兴致很高，遂从“编辑大意”讲起，一点一滴，娓娓道来：“如果说初中属于‘学语文’的阶段，那么到了高中，就是‘学文化’的时候了——中国素有‘以文述史’的传统，这套华文课文的内容从先秦到现代，学上三年，就基本上接触到中国数千年‘文学+历史’的精髓了。”

　　老先生说：“当年的华文教师，不仅传授文化，也会花心思教导孩子如何做人。老师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就学到了文学和历史，也接触到文史背后的人生哲理！”
　　至此，我们六兄弟渐渐明白了“释书人”一词的含义：释书，比教书更多了一层。后辈人要了解过去的点点滴滴，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找老人家聊天了。在战前南来的前辈文人中，刘思老先生可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位大师——我们今天何其有幸，能亲聆老先生为后辈人阐释当年华校生的教科书！

　　不知何时，老人开始朗诵起那首著名古词《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顺着老人的手势向远方望去，在起伏跌宕的声调中，我们一下子有点恍惚了：不过短短数十载，往日课堂里朗朗读书声中的那份壮美，何以已近“音尘绝”？
……

　　这就是我们六兄弟要跟大家说的一个“赠书、藏书、释书”的故事。书，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吧。不用隆重盛大的仪式，也没有冠冕堂皇的场面，只是在流年似水的平常日子里，因为不舍，所以有了赠、藏、释。
　　传承，系于不舍。这样的故事，一定不止这一个。

（完）

新加坡郊区公路网的主干公路以“Ulu”、“Upper”、“上段”命名，例如 Thomson Road,Upper Thomson Road, Bukit Timah Road and Upper Bukit Timah Road, Changi Road, Upper Changi Road; 在民间俗称则用“脚”、“尾”（路的尽头）、“与“条石”、“支碑”（英里）等，主要表达距离的概念。

（图）当年郊区主干公路上设有这类的 MileStone, 俗称“条石”、广府人称“支碑”，用来标记离市区中心的（英）里距离。

上个世纪30年代，乡村局为管理的需要，比如邮政、产业税、户口登记等，给本地不同村落取名，结果大量的村落名字冒起的现象。

在30-50年代，乡村局规化街口和街场的建筑；建立郊区中心，规定不能建亚答材料，只能建砖屋，设计图样要被批准；而私人土地的乡道改归工部局或乡村局管理，这期间也出现大量支路；进一步建设环路，公路开始了网络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