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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统计,新加坡曾经以岛为名的外岛共有79座,2014年的今天,剩下不到50座。

上世纪60-70年代,大规模填海工程展开之前的新加坡外岛图录 (参考图:1945年、 90年代海事图以及2014规划图):

gp Tekong rs

德光岛 (Pulau Tekong) 在1987年成为军事训练区,目前还在进行的填土工程将让她保持第一大外岛的位置。

gp Ubin - Coney rs

东北部除了大小德光岛 (Tekong)及其周边的小岛以外 还有当年新加坡第二大岛乌敏岛 (Pulau Ubin), 周边的螃蟹岛 (Pulau Ketam), 青蛙岛 (Pulau Sekuda), 和靠近榜鹅的实龙岗岛 (Pulau Serangoon)又称科尼岛或虎豹岛 (Coney Island, Haw-Par Island)。

gp Seletar-Punggol rs

红色箭头所示,实里达新区岸外填海计划,新填地段以岛为名(榜鹅岛东与榜鹅岛西,Pulau Punggol Timor and Pulau Punggol Barat)为以后滨水居住环境的设计制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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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自然保护区里三座岛(Pulau Pergam, Pulau Serimbu and Pulau Buloh) 仍保留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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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西岸外的三座岛(Pulau Merambong, Pulau Merawang and Pulau Bajau) 已经跟新加坡本岛“接合”了。

位于新加坡海峡东人口处的白礁(Pedra Branca )也是属于新加坡领土的范围。

到底新加坡有多少座外岛?小学时上地理课时说的是55座,原来这统计数字不包括太小的珊瑚礁,其数目应该在70座以上。

建国后,因为发展的需要,展开的填土工程,将靠近本岛的小岛给连接起来,南部好几组岛屿也连成一片,一些地区为提升居住环境的设计品质,还有了人工岛的设计。于是新加坡本岛面积不断地扩大,外岛的数目也发生了变化。

我国外岛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可分为东北部,南部,西部与西北部等,南部又可再分为圣淘沙岛群、巴西班让岛群以及裕廊岛群,以下是几这几组在上世纪60-70年代,大规模填海工程展开之前的新加坡外岛图录:岛屿的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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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 Pasir Panjang  1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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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90年代海事图):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1/06/2013 页: 15 早报现在名采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呈上一个折子,”密保维新救时人才”,向光绪破格推荐了五名低官阶的官员。

这五个名字中,有四个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对于第五人,徐致靖在”密保人才”折里这样写道: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

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帝首先召见了”密保人才”折中的两人——康有为和张元济。

百多年后的2013年,微风拂面的一天。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廊里,73岁的张人凤先生停在康有为的肖像前,细细端详。良久,他回过头来,说:”康有为是祖父的朋友。”

张人凤的祖父,就是”密保人才”折中提到的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说到”张元济”这个名字,人们会想到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泰斗、商务印书馆的创馆期元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清末光绪年间的那股朝政变革巨流中,出身翰林的张元济曾跟维新派康、梁的名字连在一起。

  也许是凑巧吧?晚晴园也是本地唯一呈现”华文书业”的纪念馆,新加坡的商务分馆即是在张元济主持馆务时设立的。商务分馆那张泛黄照片,静静地挂在展馆的另一隅。隔着绵邈岁月的千山万水,藉着辛亥年的宏大叙事框架,一个戊戌年间的故事似也在无声地进行着。

1898年:”愧无良药进忠言”

戊戌年6月16日,黎明时分。31岁的六品官张元济,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的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他心里明白,按老祖宗的规矩,皇上只见四品以上的大臣;这次召见只有六品官阶的康有为和自己,看来皇上这回是真的下决心变法了。

不过,对”张元济”这个名字,光绪倒是有点印象的。甲午战败后,朝廷上下大受刺激。在读了康有为上书中的”自强雪耻”之策后,这位年轻皇帝萌生了读些在经、史、子、集之外的”新书”念头。在他亲笔开出的书单上,有一本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国学者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那时 “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那是一个集体启蒙的年代,连皇帝也不例外。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2

为皇上找书的事儿,就落在了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张元济身上。在那些日子里,张元济费尽心思四处寻书;可在百多年前的京城,要找新书,谈何容易!张元济只好深挖个人书筴,挪借于友人书斋,凑集一批、呈上一批;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

晚年的张元济,仍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见皇上时的情景:光绪说话声音颇低,但语气和蔼,再三叫张元济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见皇上着意倾听,张元济于是大胆进言,提出当务之急有二,即翻译西文和”设馆储才”,因为无论是建铁路还是搞外交,中国都需要新学以及懂得新学的人才。

  张元济晚年时曾对儿子张树年说,自己一生见到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到光绪,张元济始终对这位皇帝抱有”知遇之情”。在他眼中,光绪固然”殊欠刚健”,但却不失为一名有力图革新志向的皇帝。张元济曾作一诗,记下这次君臣之间的谈话:

  微官幸得觐天颜,
  祖训常怀入告编,
  温语虚怀前席意,
  愧无良药进忠言。

著名的”戊戌变法”,在第103天走到了尽头。眼见谭嗣同等六人血洒刑场,康有为梁启超远走海外,一众大臣纷成阶下囚,张元济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就不难想见了。

  李鸿章倒是有一双识人之眼,把当时遭朝廷”革职,并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荐给了在上海主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两年多后的1903年,张元济加盟由夏瑞芳等人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并任所长。

1903年: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张人凤说,晚清官场少了一个张元济,成就了一个近代杰出的出版教育家——从朝廷步入民间,是张元济一生重要的转折。

  康有为和张元济,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翘楚人物;然而,相比于豪放大气、张扬恣肆的康有为,张元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他没有洋洋洒洒的谈话演说,也没有堆积等身的专门撰著,以致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此,要看张元济在近代中国自强图新的版图上的位置,惟有看他做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妨略举数例:

在专事”英才教育”的南洋公学,张元济渐渐悟到,中国的问题实则出在”民智过卑”,四万万人中受过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仅占人口千分之一;然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国人,也不过是”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于是,当商务创馆人夏瑞芳邀其入馆时,张元济与夏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3

在商务印刷馆,张元济请到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编制新课本和工具书,翻译逾百种西方小说名著,新创多种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当年商务生产的大量优质精神食粮中,不少到了今天都仍是华文知识食谱中的”启蒙主食”;

对张元济来说,出版校勘是平台,而”昌明教育”便是毕生要圆的心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加盟商务一年后即编制推出的新式课本——《最新教科书》,蔡元培曾誉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在南洋一隅的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堂出现在1905年,学堂的首批学生就直接受惠于来自中国上海的这套商务课本。此时离武昌革命成功尚有六年……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4

全心拥抱新学,并不意味着要舍弃旧学;正相反,张元济对中国传统典籍,可谓万般顾惜珍爱。在统筹全盘业务之余,老先生就做着自己最为擅长的工作——他专辟”涵芬楼”收藏善本古籍,而他对《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被学界称为”两项了不起的大工程”,”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古籍出版的最高水准”。

  张老先生一生没留下专著,可他在商务印书馆60余载的心血早已”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受他启蒙的海内外华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1910年:南洋槟榔屿晤”友人”

  1910年3月17日,张元济乘搭游轮自沪启程,赴欧美多地考察教育和出版印刷业。此行自3月到隔年1月,费时近一年。船每经一地,张元济都给上海的家人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文字简快明洁,记录了整个行程和重要事件。

4月3日,舟抵槟榔屿,张元济拜访了一位”友人”,两人把臂同游槟榔屿植物园——这名友人,就是在1898年去国、流亡海外已达12年的康有为。

  12年后的首次相见,两人有没有回顾变法维新那惊心动魄的”百日”?康有为当时仍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张元济的明信片上不便明言,惟文中”寓公”、”友人”之所指,知情人当可读懂一二吧:

  ”槟榔屿故隶暹罗……,今其地已割于英。暹罗固失其主权,而土酋亦仅作寓公,寄人篱下矣。小屋数缘,栖迟海畔。余(我)驱车过其门前,友人指以示余,为之欷歔不止。”

  说到张、康之间的情谊,虽张元济从不属康、梁内圈人物,他对康有为一直怀有尊崇之情。有人说这是”同沐皇恩,效命新政”的特有情谊,也不无道理;然从张元济《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中所录一诗来看,维持这种情谊的纽带,更是他对”晚清书生报国”情怀的不弃: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要知道,写此诗之时,已是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的1952年了。

变法:一幅壮丽的画卷,一个启蒙的座标

  纪念馆里,与康有为肖像并排而列,是邱菽园西装楚楚的半身像。张人凤在整理祖父的资料时,曾经见过两人之间的通函一纸,内容说的是邱菽园赠予张元济的一部诗集。人称”南洋第一诗人”的邱菽园,为”当年名士,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他当年赠给张元济的,究竟是哪一部诗集呢?张元济来南洋的那年,两人可曾晤面?

张人凤说他常来新加坡,为的是看望在狮城落户已近20年的女儿一家;每次来新,也必会上图书馆、博物馆去查找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足迹,惟目前尚未找到他跟邱菽园交往的更多资料。”听说国家图书馆接下来会推出一个邱菽园展览,也许借此找到两人往来的更多文献资料。”张人凤微笑着说,声音中是满满的期待。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1

邱菽园是本地唯一的举人,1898年进京会试时恰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1200名参与签名的举人中就有邱菽园的名字;而变法事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幸得邱菽园接济,亦是本地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黯然于历史的邱菽园》一文中,本地学者李元瑾则提醒人们,在纪念本地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的革命事业时,可别忘了”他们是如何受惠于导师邱菽园的启蒙和开路。”

晚晴园故事主角之一陈楚楠,晚年曾回忆当年”启蒙之师”邱菽园:

  ”兄弟与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为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智识。”
  这群年轻人当年也参加了由邱菽园、林文庆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维新活动,”直至1900年自立军失败和义和团事变后,才转向革命”。

  ……
百年仰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013年张人凤在狮城对祖父张元济和他同辈人的回忆,让今人百年回望的视野,从狂风扫落叶般的辛亥年,向着更远更深的所在延伸开去,回到同样惊心动魄的戊戌年。

学者张鸣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这幅壮丽的变法画卷,也是一个启蒙座标。然而,启蒙的印记,常常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皱褶之下 ,容易被后来的更宏大的叙述所隐掩。

此时,听听胡适如何评价戊戌年另一位启蒙之师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1912年秋天,”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十余年的梁启超返国。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意及世界大势者,皆梁任公之赐。……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乳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这番话,是对启蒙之师梁启超的一次致敬,也是对戊戌年前后许许多多曾令后人受惠、但后人对其一无所知的启蒙之师们的一次致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见他们抖抖身上的蒙尘,一个个从历史的层层皱褶中走了出来,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张元济、邱菽园、林文庆,还有更多更多……

是的,他们当中,有的后来转而倡导革命,有的依然笃信君主立宪,各自或赢掌声、或得骂名;惟百多年前的思想启蒙光辉,曾寓”自强雪耻”之策之中,曾基”昌明教育”理念之上,一直耀亮着中国近代的百年之路,不曾因时势潮变而有一丝褪减。

  如是,辛亥年的故事,当可从戊戌年前后说起吧?毕竟,中国近代第一声发聋振聩的求变之音,响在更早的戊戌年间。

新加坡传统文化节华语讲座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会主办
(Singapore Heritage Festival : a talk on otlying islands organised b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isto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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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海的日子 – 新加坡外岛的故事
(The Story of Singapore’s Outlying Islands)

岛国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海峡北岸,由新加坡岛以及周边大大小小数十座外岛所组成,较知名的外岛包括东北边的德光岛及乌敏岛;南部的圣淘沙、龟屿与棋樟山还有西部岸外的毛广岛与锡金岛等。 这些外岛,过去曾经有居民,岛民伴海而居过着讨海的生活。上世纪70到80年代,因为国家的发展规划,外岛居民陆续撤离,搬迁到新加坡本岛,近二十年来的填海工程,我们外岛的面貌起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岛民过去讨海听海的日子有些怎样的故事? 主讲人将通过往日旧图片的梳理,为观众讲述新加坡外岛百年的风貌变迁。

2008-03828 rs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is located between the south of Malay Peninsular and the north of Singapore Strait, made up of the main Singapore Island and its surrounding outlying islands. Those that are more familiar to the people include Pulau Tekong and Pulau Ubin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 Sentosa Island (or Pulau Blakan Mati), Kusu Island and Saint John’s Island located at the South; and finally Pulau Bukom and Pulau Semakau located at the West. Due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s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residents on these outlying islands were gradually been relocated to mainland Singapore. And the reclamation projects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has caused a drastic change to the looks of these outlying islands.

Using the old photos, the speaker will present to the audience the changes of the outlying islands of Singapore for the hundred years.
This lecture is organised b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History Society
*Lecture is conducted in Mandarin

主讲人:新加坡文物局研究员吴庆辉先生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Researcher Mr Ng Ching Huei )
日期/时间:2014年7月18日 (星期五) 傍晚7时30分-9时30分
(18 Jul 2014 (Friday 7pm – 9pm)
地点: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Gallery Theatre, Basement

入场免费,欢迎报名参加

报名热线(hotline to register) 90157277
电邮报名:nhb_shf@nhb.gov.sg

新加坡外岛的故事华语讲座(18/7)
Programme Title:The Story of Singapore’s Outlying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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