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绿野话当年

02 21st, 2014

青山绿野

青山 1836
19世纪30年代,直落亚逸湾 (Telok Ayer)南岸地段的地势乃多丘陵。1836年克里门(G.D. Coleman)绘制图上也还没标示丘陵的名字。

青山 1846
到了1846年汤申(J.T. Thomson) 的地图则明白地标记了该地段里各“山头”的名字以及一座华人坟地。

Telok Ayer St- South Bridge Rd

19世纪中叶,直落亚逸街(源顺街)与桥南路的各族群的宗教建筑。

青山 1893

广客人士的青山亭就设在桥南路与丹绒吧葛路交接处,今天麦士威小贩中心、客属总会与天一景酒店所在地。(1893年新加坡城市地图)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6/08/2013 页:4 现在新汇点)

  期颐园因为它的主人胡载坤,成为文化人聚会或落脚的地方。1939年主人设宴招待到南洋举办筹赈画展的徐悲鸿;1941年的期颐园更是”刘画郁诗”的诞生地,刘海粟挥笔作画,郁达夫作诗题画;赵少昂50年代初赴南洋开画展,停留新加坡期间就住在期颐园。

  文化景观中的期颐园,如此精彩,可是当我们准备到实地探访一番时,才发现”期颐园”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只剩下一个美丽名字供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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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纯端提供照片)

  第一次听到”期颐园”这个名字,跟城中的一片草地有关。

  1941年1月的一个夜晚,在这片草地上,两名南来文人望着黝黑天幕上划过的一颗亮星,唏嘘着同庚好友徐志摩的早逝,也谈到愈来愈紧张的局势。

  这两名南来文人,是作家郁达夫和画家刘海粟。据刘海粟多年后的自述,1940年至41年期间他来新举办筹赈画展,画展结束后受胡载坤医生之邀住进胡家大宅——期颐园。郁达夫当时在《星洲日报》任副刊编辑,常来大宅看望画家。

  是夜,刘海粟与刘抗、黄葆芳等几名学生,在期颐园合作完成了一幅《岁寒三友图》,接着郁达夫”奋笔写上一绝”,记录下大战前不平静的心情:

  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
  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这段跟南来文人有关的往事,让我们记住了”期颐园”三个字。

胡载坤医生与期颐园

   期颐园的主人是本地闻人胡载坤医生(1896-1984),他是南洋富商胡文虎的叔父、新加坡前财政部长胡赐道的父亲。不过说到胡医生,老辈人提的最多的,还是他那设在桥南路与海山街转角处的”南洋医院”(Nanyang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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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老辈人说,胡医生是当时少数能说华语、方言甚至马来语的西医,加上”生性开朗,笑口常开,诊病时爱跟病人说笑话”,大家都喜欢找他看病。遇上家境清贫的病人,胡医生不但不收诊金,还会免费赠药。

  胡医生非常敬重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为他们看病也同样不肯收费。用胡医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他敬重文人的一种心意。对本地文化百年脉络素有研究的杜南发认为,正如邱菽园资助康有为,黄曼士资助徐悲鸿一样,胡医生对文人艺术家的慷慨照顾,同样出于一种”感性的情谊支持”。

  期颐园也因为它的主人,成为当时文化人常常聚会或落脚的地方:1939年1月,胡载坤关馥馨夫妇在期颐园设宴,招待到南洋举办筹赈画展的徐悲鸿,当晚席上作陪的有郁达夫、黄曼士、司徒乔、张汝器、何光耀、庄有钊等人;40年代初,出身上海暨南大学的李晓音自沪抵新之初,曾短暂寓居期颐园;50年代初,岭南派画家赵少昂赴南洋多地开画展,停留新加坡期间住在期颐园,故其画作落款中常见”狮岛期颐园南窗”、”少昂于星洲期颐园”等;1958年圣诞节,新加坡女童军为盲童举办圣诞游艺会,地点也在期颐园的那片草地上。

  尤值一提的是,1941年的期颐园是”刘画郁诗”的诞生地。本地画家黄葆芳曾亲眼见到,寓居期颐园的刘海粟挥笔作画之时,郁达夫常常是”捧着茶杯在屋里徘徊,有时低头敛眉,猛抽着香烟。等到丹青落笔,他的诗已想好,于是走笔题画,并称双绝”,故称”刘画郁诗”。这类南来文人创作的书画作品,曾在战前星洲华人中引发一阵收藏热潮。

  文化景观中的期颐园,如此精彩,可是当我们准备到实地探访一番时,才发现”期颐园”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只剩下一个美丽名字供人回味……

  期颐园,究竟坐落在城中的哪一个角落?

期颐园:巴德申丘顶的大宅

  总觉得一幅好的城市行脚图,能带人看到”文化”和”地貌”两个景观——走进作品,看人的心事;走出作品,看实景的变迁。

  在寻找地貌景观中的期颐园时,幸得前辈引荐,我们拜访了胡载坤医生的后人,即长子胡赐德医生、周纯端老师夫妇。

  在胡家后人给我们看的一张张旧照片中,有一张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中的那幢殖民地时期的典型西式建筑,正是当年的期颐园大宅!大宅的具体地理位置,则是在乌节路ION后面的巴德申山(Paterson Hill),现址”The Marq”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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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初,胡载坤医生置下这座占地达6英亩的园林式住宅,将之命名为期颐园,”百岁曰期颐”,寓意寄望老父亲胡化山能享百年天寿。

  胡医生的好友、本地作家连士升曾为期颐园留下过文字,让今人得以”实地”目睹一下大宅的园内景致:期颐园”占地几亩大,树木茂密,一层一层地接到路边”;园内,左有鱼池,右有花园,前面有一大片草场,”奇花异卉,散布于园里每一个角落”; 大宅的正屋”规模宏伟,原先是某西人所建”,楼下三大间是起居室,楼上为卧房,”地点宽敞,空气流通,一切陈设,都以古朴大方为主,不落俗套”。

  连文中也提到,胡医生跟林文庆医生曾做邻居,林家和胡家的两间大宅”遥遥相望”。说起这位战后搬来的邻居,胡家后人记忆犹新——每天傍晚时分,胡医生收诊回来,八旬老人林文庆便会从对面大宅踱着慢步,来到胡家大院。甫一坐下,老人第一句话总是说:”May I have a beer?” (我能来杯啤酒吗?)两人年龄虽相差近30岁,倒是颇为投契;他们边喝边聊,常常待到暮色降临,林文庆才起身回家吃晚饭。胡家后人还记得,黄昏中归家的老人,微风中花白长须丝缕微乱,背影显得有点孤寞。

大宅虽拆,门匾仍在

  连士升在文末写道:”新加坡的名园不算多,但这个期颐园,像其他少数名园一样,总有一二特点值得人留恋。事实上,地以人传,相信这些园林将来会成为新加坡的胜迹。”

  然而,世事难料。连士升也许想不到,仅仅13年后,这个”名园”便不复存在了——1970年大宅易手,不久后大宅被拆,原址上盖起了一幢幢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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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的是,胡家后人尽其所能地留住”期颐园”记忆,包括对联、画作、花盆和门口石匾。1987年7月, 91岁画家刘海粟重访新加坡,此时那幢常常高朋满座的大宅已不见踪影,曾慷慨招待他的胡载坤医生也已作古,不过,在胡家后人居住的小院入口,浓荫繁花掩隐的红砖矮墙上,刘海粟又一次看到当年大宅的那个白色大理石门匾,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期颐园。

敬请出席亚洲研究学会文化沙龙2014年系列讲座。

日期:2014年2月23日(星期天)
时间:下午2-4时
地点:国家图书馆5楼Possibility室

妇女从戎—马共女战士的革命动机与军旅生活

本次演讲將以妇女从戎为主轴,观察在不同时代投身战场的女战士,她们参加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动机,並透过她们从上队、行军、作战、学习等方面的细节,展现女战士的游击战鬥生活。演讲內容也將介紹女战士所负责的工作以及她们在部队中扮演的角色,同时涉及女性在森林以外其他「战场」所承担的任务和贡献。通过讨论与研究,试图指出部队的性別生态,特別是共产党式的性別分工结构如何合理化了偏差,同時指出战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讲者简介:
潘婉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毕业,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別关系等。著有〈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马共书写」的类型、文本与评论〉(2011)、〈战爭.爱情.生存策略:马共女战士的革命动机〉(2012)、〈马來亞共产党史的生产与问题〉(2012)等篇,专书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 重建马來(西)亞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2004)。

由于座位有限,凡要出席这个讲座的公众,可在http://golibrary.nlb.gov.sg/programme/Heritage.aspx报名或者您也可以在各图书馆的服务站(ekiosks)报名;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章星虹
联合早报 04/10/2013 页: 7 早报现在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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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帧肖像(下图)摄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岁次庚戌,是为清末新政期间。这一年,张元济偕同中国红十字会首任总医官、爱尔兰人柯太福医生,前往欧美多国考察。当时中国人的正式服装是长袍马褂,于是出国前先生经柯医生介绍,特去南京路上专制西服的服装店,定制了西装、大衣、皮鞋、领带等等。

  可让张元济最感棘手的,还是当时中国人的那条长长发辫。怎么办呢?幸得服装店有办法,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发套,可以把发辫盘在头顶。于是,张元济留下了这帧带着发套、穿着新装的肖像。

  而这幅肖像,也恰是身处于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如实写照——面对着”古今、中西、雅俗三大矛盾”巨大冲撞,置身于新潮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拉锯之间,每一名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着、探索着,期冀能找出一条祛辱兴国的应对之路……

  回望中国近代文化的沿革,张元济是个不能不提的名字。先生走的是一条”从翰林到出版家”的路子,其功德固在推动现代出版业之发轫,然更在于他”藉出版而兴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蔡元培、胡适等著名文人学者曾赞誉先生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可谓贴切之至。

  然而,这样一位以书业为基台、以教育为己任的文化先驱者,却因某种人为因素,被视为”边缘人物”而长期评价不足。所幸的是,近20年来,”张元济研究”愈见火热,人们又开始留意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贡献,藉以重新审视在世纪之交的近代中国。不过仍需一提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仍聚焦于中国大陆范围内,对张元济与南洋乃至海外的关系迄今较少触及。

  其实,说到南洋的早期华文书业与教育,也不能不提张元济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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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商务到南洋”的人

  那天读书,看”老商务人”如沈雁冰(茅盾)、梁漱溟、顾颉刚、胡愈之等回忆早年在商务做事的日子。翻到陈叔通老先生撰写的《回忆商务印书馆》,读着读着忽觉眼前一亮,”新加坡设分馆”六个字在文中分外显眼。

  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老先生,也是”老商务”之一,1915年在商务就职期间恰巧目睹了馆方商议拓展海外业务的整个过程。文中记道,当时有两方意见僵持不下,一方是”脾气很别扭”的总经理高翰卿,而另一方的经理张元济也向有一股”不让人”的韧劲:

  ”张(元济)主张在香港设厂,而高(翰卿)、鲍(咸昌)总是不同意,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才能通过。新加坡设分馆问题也是如此。”

  这段回忆传达了一个信息,对香港、新加坡两地都弥足珍贵:

  当年正是张元济本人,亲自主张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开厂设馆”;也全拜他的”不让人”韧劲,”外洋第一分馆”才在新加坡成为现实——1916年3月,商务”星洲分馆”开张营业,地址就在大坡大马路吉宁庙旁边。

数十年关注”星洲分馆”

  长期参与祖父张元济研究的张人凤先生曾告诉我们,他近年在爬梳祖父日记、往来信札以及商务董事会历年会议记录之时,发现祖父数十年间对南洋华人,尤其是对商务”星洲分馆”相当关注:

  在1906年一封致清廷学部官员的函件中,张元济写道:”南洋群岛华侨众多,兴学训民,实为本部应尽之职,弟于此事极愿勉效驰驱。”——这是迄今能找到的先生谈及海外华人教育的最早文字记录。

  星洲分馆在1916年开业不久,分馆经理吴渔筌归国述职。先生在日记中记到:”吴渔筌归自新嘉坡,言转运事可由潮、汕转,水脚较廉;又言杂志销路极佳,而递寄太缓……”

  隔年,张元济的学生、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南洋考察教育,返沪后即访老师。在当天的日记里,先生记录了黄炎培报告的星洲分馆运作细节。

  30年代初,日本人炸毁了中国出版业龙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店,星洲分馆也随告停业;30-40年代之交,中国抗战进入鏖战时期,先生提出”推广南洋业务”的开源设想,并主持了董事会议商议”复设星洲分馆”一事……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像张元济这样一位旧学出身的江浙人士,曾在京城做官、长期在上海办实业搞出版,何以会对南洋和海外华人如此关注呢?

  ”祖父其实跟南洋颇有缘分”,张人凤微笑地说。

生于清末广州城

  张元济所以跟康有为、梁启超较为亲近,除了理念相通以外,语言也是相通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这一点,确是出人意料。原来,先生虽说是祖籍浙江海盐人,却在南方广州城出生长大,14岁才回到浙江老家。张父森玉早年到广东谋生,定居广州;母亲谢氏亦原籍江苏武进,数代前移居广东。张元济于1867年出生在广州,那是清末的同治年间(1865-1874)。

  当年张家居于纸行街,”位于明清广州城西门内侧,呈南北走向,因多造纸、裱纸作坊而得名”,不远处便是十三洋行所在的西关,那里钱庄林立、商贾云集,是城中繁华之地。

  广州是中国唯一从未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康熙24年(1685年)解除海禁,广州设立了粤海关,是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之一;到了乾隆22年(1757年),皇上一纸谕令,洋船只许在广州城停泊,遂开始了 “一口通商”的历史,造就了一段”Canton”传奇。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还是后来的事情。

  随着西方商人的来到,西方经商做法、生活方式也最早进入广州,说清末广州是当时”中国最为新潮的城市”,一点也不为过。”祖父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度过的。他后来之所以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新观念新做法,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是分不开的”,张人凤说。

  张元济直到晚年都熟操粤语,朋友中粤籍人士也相当多: 在清末朝廷任职时,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在上海商务任职,朋友中有不少粤籍商人,包括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劳敬修,广东银行的李煜堂,还有怡和、太古洋行华人经理潘澄波等;文化人中,有中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翻译家伍光建等……

  先生尤喜广东音乐,悦其”窈窕眇曼之音”。在《岭南诗存》跋中,先生曾细述粤讴之”缠绵悱恻,节拍天然”,山歌之”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坐堂词之”哭以当歌,随口成文”,大棚之”跌宕激越,声泪俱下”等特点。孙女张珑曾回忆说,祖父”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往往靠在沙发里,听一档播放广东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疲劳得以恢复,再继续工作。”

  在张人凤看来,祖父能说南方方言中的广东话,喜爱广东音韵,对当年许多听不懂官话的海外华人来说,自然就有一种亲近感。因此无论是在清廷做官、还是在商务做事,关注华人聚居的南洋就成了一种必然。

百年前踏足星柔两地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还不止于此——百年前先生赴欧美考察时,在停靠星洲、柔佛和槟榔屿期间,先生曾登岸游览,并为三地均留下文字。

  先生对槟榔屿的记录在拙文《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中已有提及,此处不赘。
  那么,在张元济笔下,百年前的星柔两地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先生对新加坡的最初观感,其实始于踏足狮岛之前——

  船经厦门,先生见有大批壮年男子登舟,抵达香港也无人下船。先生感到事有蹊跷,询问之下方知这些人正是前往南洋的”猪仔”:”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旧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舟至新加坡,停靠数天;先生上岸,在市区郊外走了一遭。来到华人聚居区,耳闻目见的景象竟与家乡无异:”华人街市,悉仍中国旧俗。有时循行数里并不见一洋房。目所触者,中国之器物也;耳所闻者,中国之言语也”。

  第二天,先生渡海到对岸的柔佛新山,晚上下榻于一间”闻苏丹及其贵胄大臣时来饮宴”的旅馆。就在那个晚上,他”见识”了当地极盛的赌风——新加坡禁赌甚严,赌徒中大多是过海到柔佛”遣兴”的华人:”赌税为柔佛岁入大宗,业赌者皆华侨也。市中赌场林立,杂遝喧阗,入 夜尤甚。”

  先生对柔佛政府放任华人赌博非常不满,同时也意识到华人自身素质之不振:”柔佛政府导吾民为不正之营业,而复朘取其脂膏,固属可恨,而吾民程度之卑劣亦可见矣。”

  ”也许正是这样的观感,促成了他日后坚持商务在星洲开设分馆”,张人凤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停留的短短数天内,张元济特意与一位办教育的人士晤面——他是本地老辈人仍常常提起的养正校长宋木林先生(又名宋森)。

  宋校长是当年星洲教育界闻人,在主事养正期间曾有数项开拓性的建树,迄今本地华社仍念念不忘——他在养正附设半日班,以便英校生放学后补习中文;开办夜学,让半工半读的贫家少年有机会读书认字;增设女子教育部,鼓励女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等等。

  两人的再次会面,是在六年后的上海。1916年宋木林访沪,期间三次登门拜访张元济,曾就商务星洲分馆的事情为张元济出主意。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宋木林来谈许久…… (宋木林)言星洲分馆房屋太窄。邻屋会丰商店屋可让……”

  宋木林后应陆佑先生之邀,赴吉隆坡出任尊孔学校、坤成女校两校校长,并在1919年因领头抵制日货被当局递解出境,在广东鹤山老家终其一生从事教育。

到南洋找寻前辈印迹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今天依然延续着——孙辈后人张人凤曾多次来到狮城,追寻祖父百年前留在南洋、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印迹。

  的确,回望中国近现代历史,无论是文化变革,还是科技演进,甚至是国共两党各自”奋斗史”,南洋是一个不可不看的广袤场域:多少具影响力的晚清民国事件,多少曾有作为的晚清民国人物,都在南洋留下可供深挖的线索和刻痕。

  在我们眼中,张人凤是一位谦谦老人。出生于1940年上海的他,跟祖父张元济共同生活了19年,日复一日在长辈熏陶下养成了一种澹泊宁静、内敛低调的气质。老人留下地址,嘱我们到上海时一定到他家里坐坐,那是先生去世前一直住着的地方……。

  临别,张人凤亲笔写下祖父在晚年所做一诗的头两句。这两句诗,看似平常,却寓意隽永,道出了这位普及教育先驱者的一生:

  昌明教育平生愿,
  故向书林努力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无缘亲炙先生的教诲,无缘目睹先生的风采,然自启蒙那一刻起便受先生的润泽,皆缘家中书橱中珍藏之商务出品向是父母的最爱;惟久沐先生恩惠,却懵然而无所知。今置身美丽狮岛,有缘得见先生的后人,并循此探寻先生南洋之缘于一二,何其幸运。

1959-1961年间的工会纪念特刊,表达了一股共同建设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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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个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