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部分摄影／章星虹（特约)《联合早报》(2009-12-21)
（编辑：杨丽娟）

　　政府大厦和旧高等法院间的停车场目前正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出土的陶瓷碎片、古钱币，再一次证明14世纪的淡马锡，是商贸活动频繁的交通枢纽。

　　担任这次考古挖掘顾问的是本地考古挖掘和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一名外来人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课程副教授、来自美国的考古学家约翰•米锡克博士（Dr John Miksic）。

　　1984年，本地资深历史学者柯宗元邀得正在印尼爪哇教书的约翰•米锡克博士，在福康宁山上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天的考古挖掘工作。那是本地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从此揭开了新加坡考古研究的帷幕。

　　2009年10月的一个星期二早上，福康宁山上游人疏疏落落。晨光穿过浓密树丛筑起的“山墙”，洒在山腰间的一条小道上，在红砖路上染出深浅不一的斑驳图案。

　　正沿着林间小道走上山的，是约翰和他的一组学生。每个月，约翰都会把修读“考古与文物资源管理”的学生带出教室，到全岛不同“外景地”上课，包括考古挖掘地点、大小博物馆和文化遗址等。

　　实地的授课地点，是福康宁山上的考古现场。只见约翰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块陶器碎片，像捧着一块宝玉，向围在身边的学生讲述着这块陶片的身世。此时，一缕晨光照在他已经灰里泛白的头发上，微风一吹显得有点儿散乱。不过正说在兴头上的他，眼里闪着点点亮光，透出的是对手中“宝玉”的骄傲和珍爱。

　　“你怎么知道从哪里挖起呢？”一名学生这样问道。
　　这个问题，在1984年时确实让约翰颇费思量。在勘查了整个福康宁山之后，约翰发现山上多处都有英军留下的建筑，不宜挖掘。

约翰•米锡克博士在政府大厦草场的考古现场。是不是很有点大导演史提芬斯匹堡的架势？

　　约翰问：“你们看到不远处的那个墓亭吗？据说那是新加坡最后一位国王伊斯干达沙的墓，对马来人来说，是一处不容亵渎的圣墓。英国人出于这个考量，没有去碰那个地方，所以保留得相对完好。”

　　约翰当即决定，把挖掘地点定在圣墓的附近。十天挖掘工作的结果令人非常振奋——考古队找到了14世纪文化层，挖出的文物包括中国元朝的白瓷、青瓷和陶器碎片，还有钱币、玻璃珠等，证实了新加坡700年前曾有一个“淡马锡”时代。

考古是连接古今的一条纽带

　　25年前挖下本地考古的第一锹泥土，把新加坡的历史推早了500多年，也标志着新加坡考古研究的开端。

　　1987年，约翰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历史系的首位考古学者。从那时起，他主导了一系列考古活动。从新加坡河口的皇后坊到甘榜格南的马来皇宫，从政府大厦草场、圣安德烈大教堂到丹戎加东炮台，处处都留下他的足迹和汗水。

　　考古的成绩是斐然的：新加坡迄今共出土了50万件整件文物和碎片，3万余件来自14世纪文化层。

　　约翰常说，考古是连接今人和古人的一条纽带，能让一个国家的人民看到自己的“根”。

　　今天的新加坡人常会问：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在约翰看来，问这样的问题，说明新加坡人不觉得自己有长期的“根”，不相信自己国家有值得骄傲的历史，所以一有条件就移民他国了。

　　而迄今的考古发现告诉人们：这个小岛在很早以前，曾是本区域的一个重要贸易港，并不是英国人来了以后才有的事；而且早在700年前，新加坡就已经是连接东南亚和中国的一道桥梁。

　　约翰说：“所以，当人们了解自己国家在过去700年来的发展，就能明白到：新加坡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古到今，她都有存在的战略背景和价值——考古的价值就在于此！”

希望政府制定考古勘测条例

　　他相信，这个小岛上14世纪的人类活动，大多集中在北起福康宁山，南至新加坡河口一带，至今地下仍藏有大量未挖掘的“物证”，对研究早期东南亚城市的空间分配、人口数量、工农业规模、族群分布等课题，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因此，约翰一直在游说有关政府部门，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订立具体条例，规定在这块约85公顷的区域内凡建造新宅，须先进行一次全面考古勘测，并由文物局统筹“一站式”的考古准证审批工作。在经费方面，英国目前是把建筑预算的1%拨给考古勘测。约翰说：“新加坡的考古规模不算大，有0.5%就很不错了！”

一心想去西伯利亚　反倒扎根东南亚

　　约翰对考古的兴趣，始于外祖父的一个大箩筐，里面放满了耕地时挖出来的石器。

　　约翰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在外祖父经营的一个小型农场长大。他回忆说：“小时候，我常会一个人对着那个大筐子苦思冥想：为什么地底下会有这么多石头？是什么人埋在那里的？他们用这些石头来做什么？”

　　少时点燃的兴趣，一直跟随着约翰。读大学时，约翰选择了考古专业，对人类在极寒气候中的生存境况尤感兴趣。大学期间，他随着一支考古学者深入加拿大北部的严寒地区，考察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考古研究项目。

　　他说：“到那时我才知道，外祖父田里挖到的石器，是古时严寒地区生活的人们打猎时用的工具。”

　　人的命运是很奇妙的，冥冥中似有一只推手，把人推向一个未可知的方向。约翰大学毕业时正值越战，许多美国年青人都倾向反战，约翰也在那时选择参加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创办的“和平队”（Peace Corps）。他满心希望“和平队”能派他到西伯利亚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在业余时间，继续对极寒地区人类生存境况的研究。

　　约翰笑着说：“可是，由于冷战的关系，也因为我有农场生活的背景，我在1968年被派到热带东南亚，而且在东南亚一住就是41年！”
教育新加坡人了解东南亚

　　“教育”新加坡人了解东南亚，是约翰对本地社会贡献的另一大亮点。

米锡克博士向一群日籍太太讲解考古知识。

　　约翰目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来新加坡之前，他在东南亚不同地区曾居住和工作达19年，住过的地方包括马来西亚的吉打、槟城，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明古连和爪哇日惹等地。约翰能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话，对不同地区的文化课题都有深入研究，曾写下多篇学术专论。

　　因此，当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91年决定开办东南亚研究学位课程时，约翰自然是不二人选，全权负责该项课程的开启。

　　在约翰看来，自此新马分家以后，新加坡人对东南亚的了解愈来愈少了。今天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跟本区域其他成员的联系和了解，但很多新加坡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学生首先要学会“尊重”二字

约翰•米锡克博士相信这个小岛上14世纪的人类活动，大多集中在北起福康宁山，南至新加坡河口一带，至今地下仍藏有许多“宝藏”。

　　新加坡人常到邻近东南亚各国旅游观光，为什么还说他们不了解东南亚呢？约翰解释说，人们到一个地方小住几天，甚至到访数次，常会以为已经很了解那个地方了。其实不然。

　　要真正地了解一个地方，没有速成的途径可走，惟有静下心来，长时间地深入研究那里的历史文化经济，最好能学会当地人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当地人密切接触，弄懂他们的所思所想。

　　约翰叹道：“在本区域不少国家的眼里，新加坡人的形象可不是太好喔，常被人看作是‘举止傲慢’的一群。”

　　有鉴于此，约翰要求就读东南亚研究课程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尊重”二字。学生要亲身到东南亚各地实习，或在当地大学跟班上课一个学期。此外，课程也要求每名学生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如泰语、印尼语、马来语或越南语。

国人近年对本地历史兴趣渐浓

　　坐在约翰在国大历史系的办公室，聊天的话题从福康宁山上的考古挖掘，伸延到数百年前本区域的大环境，再从人类不同生存环境谈到美洲玛雅人、北极地区爱斯基摩人，说着说着又回到东南亚，回到新加坡这个小岛。

　　搞历史研究的人大多有这个特点，就是思维跨度比一般人来得大，在时间和地域的概念上呈“Z”形跳跃——不仅在数个世纪、数个大洲之间驰骋跨越，还会追溯到史前的种种，相互印证比较。有人说搞历史的人是古板无趣的一群，此话大可一笑置之。

　　话题转回新加坡，约翰的观察是：近年来，新加坡人对本地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他特别提到本地的一支义务考古队伍。在过去的25年里，先后有逾千名义务考古人员参与了挖掘工作。无论是暑热难耐的盛夏，还是霏雨纷纷的时节，都能见到他们在小小帆布蓬下默默地工作着。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地道的新加坡人，而且以20至30岁年龄层的年轻人居多。

　　约翰说：“我非常感激这支义务考古队伍。没有他们的无偿参与和支持，本地的考古挖掘工作，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在多美歌地铁站附近的国大外展教育中心，身为讲师的约翰也留意到，中心的“新加坡古代历史课程”近年来也吸引了更多的本地人来上课。学生中有到了海外才发现自己不懂本国历史的留学生，一退休就马上报名上课的乐龄人士，也有来自文物局、图书馆、市区重建局的政府职员。
　　他开心地说：“学习本地历史，今天也成了这些政府部门职员工作的一部分。”

国大校园里有座“考古大屋”

　　本地青年考古学者林祯祥说，新加坡应该感激像约翰•米锡克这样的外来专业人才。以约翰为例，他以扎实的考古知识，宽广的文化视角，在本地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自今年3月起，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校园里拨出一间面积约2500平方英尺的大屋，作为考古文物的永久储放和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约翰的带领下，相信将成为本地考古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

吴庆辉

滨海湾金沙

有人说现代城市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吃喝玩乐。

城市本來就是人类在农耕文明的定期性市集基础上发展出來的商业经济载体。城市是提供多样性选择吃喝玩乐服务的地方，所以当这些服务在一条街或几条街或一座商楼大厦集中其实就是一处“综合娱乐城” 。

上世纪廿及卅年代间，当电力供应普及化后，新加坡出现几座称为“世界” （游艺场 Amusement Park）的综合娱乐场所，它们是本地综合娱乐发展史上一个时代的标志。

当年的三大游艺场是新世界(New World 1923-1987)、大世界(Great World, 1931-1981)和繁华世界 (Gay World 1964-2000, 旧称快乐世界Happy World 1935-1964，以其室内体育场的体育节目及华社举办公众聚会闻名) 分别在城区东北、西及东部。

这三个“世界是”消费内容多样的综合娱乐城，里边商品齐全、大小食肆餐馆林立、各种色光电的游戏、加上电影戏院、歌台舞厅夜总会，五光十色，夜夜笙歌，令人流连忘返。

除此之外，岛国还有几家规模小的“世界” ，例如，欢乐园（Happy Valley又称”老世界，位于丹绒巴葛1921-1931）、美世界（Beauty World，位于武吉知马七英里，设立于日治时期，以小赌摊出名）。

廿世纪八十年代位于加冷公园有一座欢乐园（Wonderland Amusement Park），而今天在各组屋区的流动夜市流动游艺场也是同类提供吃喝玩乐、溜跶散步和购物的场地。但是这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最大的不同是娱乐内容健康，适合家庭大小老少，没有伤风化的脱衣舞表演，或赌档之类活动。

但是，对某一些人來说”声色犬马吃喝嫖赌”，才是真正到位并宜夠刺激的”综合娱乐”，。本地从莱佛士和法夸尔开商埠起就从不缺这一组综合娱乐方式。君不见识途老马们在芽笼的“架步”买色聚赌涉毒，或在岛国的丛林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娱乐城。

2010年，新加坡将进入都会娱乐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岛国将快要迎來两座综合娱乐城（Integrated Resort, IR），它们分别是座落于圣淘沙岛上的名胜世界 (Resorts World Sentosa）及滨海湾的金沙 (Marina Bay Sand) 。这回我们拥有的是国际水平，內容”齐全”又新颖的综合娱乐中心。

原來IR可分成不同的级别，不管大庄家搞的大规模合规范的也好或者是小本经营犯法违规的山寨也罢，娱乐界一直以來都是道与魔间的戏法，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老实说，娱情花乐不只限于吃喝玩乐，一座有魅力宜居城市，还需要精神上的综合娱乐园地。比如，听到鸟语嗅到花香的小径、与时间对话的墙瓦古建、书香满溢的书店图书馆、触动美的感觉的展馆表演厅堂，还有一群拥有共同人文关怀话题与追求的同好。

人人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精神上的IR，请问你还在寻找可在心田中经营的IR吗？

章星虹 (2009-10-05) 　

　　艾文·波鲁宁医生是一个戴有很多顶“桂冠”的人——他既是医生，也是医学摄影师、自然植物学家和瓷器收藏家。最为人称道的是，作为一名外来者，艾文·波鲁宁在过去61年里，一直用手中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默默地追踪和记录着本地景观改变，特别是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点滴变化，积累了数百小时的影片资料，以及4万多张照片。　　

历史镜头背后的眼睛

　　对于一些新加坡人来说，无论是年逾花甲的老一辈人，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很能引起共鸣的一段历史时期——老一辈人亲身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年轻一代则从老辈人口中听到许多过去的故事。

　　我们所看到的，是从1980年代城市重建开始，巨变后蜕生的新加坡。那之前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新加坡究竟是什么模样？前些时候，本地“okto”电视频道播出一部历史纪录短片《消失的影像》，有人守在电视机旁，期冀能从短片里找到心中寻觅已久的答案。

　　果然没让人失望。短短一小时的影片，有如从地底掘出的时间锦囊，里面装载的是半个世纪前的点点时光：柔佛海峡对岸，“海人”还生活在红树林沼泽区里；苏东岛上浮脚屋连成一片，能听到孩子的笑声叫声；浮尔顿大厦附近，红灯码头每年都举办游艇比赛；郊外乡间鸡鸭成群，菜田总是绿油油的一片……

　　是谁拍下这么多珍贵的历史画面？

　　当年镜头取景窗后面的一双眼睛，既带着科学家的好奇，又具备艺术家的敏感。这双眼睛属于在本地居住已61载的艾文·波鲁宁医生（Dr. Ivan Polunin）。

　　位于武吉知马的一幢平顶大屋里，敞开式的客厅与檐下长廊连成一片，对开不远的小山坡一片嫩绿浓荫，偶尔数声清脆鸟啼，更衬得四周静悄悄的。近90岁的波鲁宁坐在深色大藤椅中，兴味盎然地回忆起过去的流光岁月。

从密林中钻出来的医生

　　1948年，刚从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波鲁宁面临两个选择，或加入英军担任军医，或到英属马来亚当政府医务官。当时28岁的波鲁宁，其实只有一个意愿——到马来亚去！

　　“研究土生人群、植物和动物，是我当时最大的兴趣。在欧洲大陆以外，马来亚这块独特的土地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波鲁宁说。

　　在马来亚的数年间，他主要工作是深入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内陆丛林地带，了解原住民的健康状态，研究各种常见的热带疾病。为纪录原住民的生理特征、生活习俗和居住环境，波鲁宁在1949年买下第一部照相机，又于1952年开始使用16厘米摄像机。在那段期间，他拍摄和录制了大量照片和影像资料。

　　1952年，波鲁宁开始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医学系担任讲师。他风尘仆仆，穿梭新马两地，兼顾两头的工作。一把浓密的络腮胡，一身不修边幅的打扮，成了他的独家注册商标。50年代初，《海峡时报》的一名记者还为他画了一幅非常传神的肖像速写：“刚从婆罗洲密林中钻出来的波鲁宁医生！”

从追求“异国情调”开始

　　1955年，在机缘巧合下，英国广播公司（BBC）看到波鲁宁在马来亚拍摄的影片，对热带生活题材感兴趣。自此，波鲁宁和BBC开始了长达17年的短片制作合作。波鲁宁说：“可以这样说，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捕捉‘异国情调’。为BBC拍摄的短片中，不少是围绕着出海探险之类的题材，适合当时英国观众对东方热带风情的想象。”

　　然而，在同一时期，波鲁宁目睹战后新加坡的急剧变化，渐渐地心中生出“纪录当下”的迫切感。这迫切感超出一名殖民官员对“异域风情”的追求，而更多是来自对这块土地的日久生情，以及对即将消失的景物的惋惜。

　　当年的波鲁宁，在大学教书之余，肩背笨重的摄影器材，走到新加坡好多角落——新加坡河、美芝路、戏院横街、加冷盆地，还有郊区的实乞纳、碧山、大士等地，镜头到了一处，那一处的地貌景观就被定格保存下来。《在加冷机场举办的自治博览会》、《大士渔村最后的日子》、《德光岛民居》等照片，就是在那段期间拍摄的。

　　在短片制作上，波鲁宁的拍摄角度也起了很大变化，镜头如实地纪录本地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难忘瞬间，如：甘榜里正举行一场马来婚礼，庆典上人人笑得合不拢嘴；熙来攘往的牛车水街边，身穿白衣黑裤的妈姐正在跟摆地摊的小贩讨价还价；市区内狭窄的民居，一家七八口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孩子们倒不在意，整天在窄巷中玩着自己的游戏，打石子，弹珠子，捉迷藏……

富情感色彩的历史影像

　　陈彬彬是本地的青年电影导演，她在2007年拍摄的纪录片《备忘录》中介绍了波鲁宁早年拍摄的影像。作为专业电影工作者，陈彬彬非常清楚波鲁宁当年面对的困难：“当年他用的摄影器材，没有自动聚焦，也没有自动曝光表这些功能。今天很多人还以为这些自动功能是理所当然的。”

　　陈彬彬认为，波鲁宁早年拍摄的影像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是彩色影像。她说：“1973年之前，新加坡电视台拍摄的影像都是黑白的，因为当时本地还没有彩色电视。比起黑白影像，彩色影像含有更多信息，更富情感色彩。”

　　波鲁宁的彩色历史影像，近年在本地博物馆和大型活动中常有展出，包括在牛车水原貌馆、国家博物馆的戏曲展廊，以及2005年的国庆庆典等。

为保留历史影像继续忙碌

　　在家务助理搀扶下，波鲁宁走上二楼，打开一道不起眼的房门。这是一间处理影像资料的工作室。依墙而站的大铁架，上下四层堆满一摞摞16厘米影片拷贝硬盒，少说有几百盒。由于现今影像器材无法播放16厘米影片，波鲁宁几年前开始把影片转换为录影带，并附上旁白说明。这是耗时费力的工程。波鲁宁估计“到今天为止，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影片完成转换的程序。”

　　此外，他也正在重温早年影片，从一格一格的胶片中选出有珍贵画面，制成1000张彩色静态照片，准备不久后结集成书。 他满怀期待地说：“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从前，有个小岛》！”

　　记者问他如何纪录今天的新加坡，波鲁宁简单的说：“纪录当下！”

　　他说：“对我们来说，当下的一切司空见惯，似乎没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不过，一分钟、一天、一个星期、一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就会惊觉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

“我们一家都是新加坡人！”

　　波鲁宁，是俄国人姓氏。艾文·波鲁宁1920年出生于英国，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两人邂逅于巴黎一所艺术学院，终身从事美术创作。艾文从小看父母画画，耳濡目染，有一双对美特别敏感的眼睛。这让他后来拍摄的照片和影像，带有与众不同的美感。

　　也是在这双眼睛引领之下，波鲁宁找到了另一半。说起来，波鲁宁和太太的相遇，还是蔡杨素梅女士（Elizabeth Choy）无意中牵的线。

　　蔡杨素梅是新加坡著名的抗日女英雄。1958年，在蔡杨素梅家中的一次聚会，波鲁宁遇见范秀英（Fam Siew Yin）。提起太太范秀英，波鲁宁笑眯眯地说：“她跟我第一面见到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么漂亮！”

　　1960年，波鲁宁和范秀英在新加坡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婚后，范秀英一面在圣玛格烈小学教书，一面协助丈夫的工作。当年波鲁宁制作的短片中常可以看到她娇小的身影。

　　“明年，就是我们结婚50周年！” 望着坐在身边的太太，波鲁宁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笑意。

　　数年前曾中风的波鲁宁，腿脚也许没有年轻时利落，思维也没有往日的敏捷，但记忆力依然如初，为人仍旧幽默随和。

　　他常说：“我们一家都是新加坡人！”他早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而他的太太秀英、两名女儿和数名外孙，当然都是地道的新加坡公民。

　　在本地的欧美裔社群里，像波鲁宁这样在这里一住数十载的大有人在，他们通常是因工作来到本地，一住多年，退休后选择留下。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没有转换国籍，但心中已把新加坡当作第二故乡。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目前正在举行“我：波鲁宁”（I. Polunin）展览。策展的研究员张学权说：“现在的人对殖民地官员留下的各种历史资料，也许不抱好感。然而，像波鲁宁这样的外来专业人才，我们不应忽略他们对本地社会曾做出的贡献。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波鲁宁虽然来自英国，但他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他对这块土地的热忱，从他历年的摄影录像作品中可见一斑。”

　　采访波鲁宁时，他的一名外孙也陪伴在外公身边。18岁的大男孩刚完成体能检查，正等着进军营服兵役，届时武装部队又会多一名本地的“红毛”兵。

（历史照片由波鲁宁提供）

《联合早报》2009-10-05（编辑：苏亚华）

February 24, 2009 by 艾娜

博物馆新翼观云堂的峡谷墙上，有一面大型图像显示屏幕，约有62平方米的大小，乍看上去，像极了一片用灰色混凝土铺涂的墙壁。当这面图像显示屏幕开始放出图片时，来博物馆参观的人们，常会欣喜地在大屏幕前驻足观看。从这幅大屏幕上，观众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实时影像，还看到早年曾在博物馆展出过的许多珍贵文物的图片。

这个由本地艺术家魏明福（Matthew Ngui）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透过串连起昨天与今日的影像，把人们对旧日博物馆的记忆与他们今天的感受融成了一体。这个作品有一个醒目的英文题目，凸显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念：“The Building Remembers / Remembering the Building”。

2007年，有幸为国家博物馆撰写华文解说。记得当时被这个作品的题目深深地打动，久坐在它的面前。与其说是在苦苦思索华文的贴切辞句，不如说这句话打开了我内心深处的一道久未开启的门，一时招架不及，竟感到有一点儿恍惚迷茫。

在那以后的好几天，我没有写下一个字，而是开始大量阅读有关早年新加坡的著作、研究资料和画作。愈多的掂量、揣摩，愈发感到自己知识库存之轻、这句话承载份量之重。

坐在那张名叫“今天”的书桌前，心神渐渐游走开来，慢慢地推开了那扇名叫“过去”的门，轻轻地、但急切地踏了进去。一路上，有点儿胆怯、又有点儿贪婪，四处观望着，似乎想把一切都找回来。

真没想到，那扇名叫“过去”的门后面，还存放着那么多我以为早已不复记忆的东西。那一篇篇回忆文字、研究资料和文学作品，一幅幅当年绘下的画作和地图，正是早年新加坡的一个个地标，而今天都已成为我们记忆中的地标：曾被削平的那个矮小山头、曾横跨新加坡河的那座简易木桥、外祖母曾经住过的那幢浮脚屋、父亲每日步行上班的那间裁缝店。藉着这些地标，人们永远地记住了曾在那山上、那桥下、那屋中、那店里生活过、劳作过的先人，以及他们的欢笑、泪水、汗滴和满足。

我于是想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那个美丽的南方城市，城中一座现已拆掉的小楼，小楼后面别有洞天的院子，院子里的三棵大果树，果树下盼望果子成熟的我们，还有因政治身份问题而得以时刻守在我们身旁的妈妈……。这些记忆的地标早就离我而去，妈妈离开我也已近十年。然而，用手缓缓地触摸这些记忆的地标，手掌下似能感觉得到年月留下的一道道粗纹细缝；细细地咀嚼着文字画作中透出来的往日轻烟，心底里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段消逝时光的点滴，或有形、或无形，或仍留今人视野之中、或早已消失殆尽，或是如愿以偿的美好、或是饮恨终生的缺憾……。

渐渐地，渐渐地，文字一个个地在脑子里鲜活地蹦了出来，汇流到了一起。最后，我看到自己写下这样一句：“建筑凝聚着记忆，记忆把建筑永留”。

这里， “建筑”一词，有了一层更为广泛的含意，涵盖了人们希望永留身边的一切。无奈世间有形的物体，都有毁于一旦的可能，人们常常为此而叹气、伤心、埋怨，殊不知消逝才是世间万物之常态。

而“记忆”却正好相反。它是顽强的，不容易被摧毁，除非有意识地选择遗忘；记忆是可以一代传给下一代的，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去坚持去做。而且，无论是把记忆传给下一代，还是下一代人回望过去，靠的都是这一个又一个的记忆地标吧。

对我而言，建筑的地标终有消逝的一天，惟望记忆的地标能长留心间。

吴庆辉

Kwa Chong Guan, Derek Heng, Tan Tai Yong “Singapore A 700 year History from Early Emporium to World City”,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9.

柯宗元、王添顺、陈大荣合著，《新加坡历史七百年 – 从贸易站到国际大都会》（非正式译名），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出版，2009。

这本关于新加坡历史英文新书的几特点是，一，教科书般的设计，二、全部由新加坡人选写。三、强调新加坡四大历史阶段中的古代新加坡（82页），（殖民时代（58页），对二战部份则着墨不多（16页），大马来亚计划（44页）全球化城市（10页））

以区域经贸与文化交流视角，认识新加坡在东南亚、印度与中国关系以及世界网络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厚古薄今的特点也是其不足之处。

书中中参考资料出处与档案馆网页连线
http://www.a2o.com.sg/a2o/public/html/publication.jsp

“Early Singapore 1300-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
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现称新加坡国家博物馆）2004年出版关于早期新加坡的一本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