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中国媒体的发展概况- China’s Media Landscape since 2013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如何应对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危机,以及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出台了哪些新政策?如何整肃新闻敲诈、网络造谣等媒体乱象?这些举措成效如何?

主讲人: 明永昌 (联合早报网网络编辑)
主持人: 符詩专(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Date: Saturday Oct 18, 2014
Time: 02:00 PM – 04:30 PM
Venue: Level 5 – Possibility in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Lang: Chinese
Note: No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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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统计,新加坡曾经以岛为名的外岛共有79座,2014年的今天,剩下不到50座。

上世纪60-70年代,大规模填海工程展开之前的新加坡外岛图录 (参考图:1945年、 90年代海事图以及2014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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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光岛 (Pulau Tekong) 在1987年成为军事训练区,目前还在进行的填土工程将让她保持第一大外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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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除了大小德光岛 (Tekong)及其周边的小岛以外 还有当年新加坡第二大岛乌敏岛 (Pulau Ubin), 周边的螃蟹岛 (Pulau Ketam), 青蛙岛 (Pulau Sekuda), 和靠近榜鹅的实龙岗岛 (Pulau Serangoon)又称科尼岛或虎豹岛 (Coney Island, Haw-Par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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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箭头所示,实里达新区岸外填海计划,新填地段以岛为名(榜鹅岛东与榜鹅岛西,Pulau Punggol Timor and Pulau Punggol Barat)为以后滨水居住环境的设计制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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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自然保护区里三座岛(Pulau Pergam, Pulau Serimbu and Pulau Buloh) 仍保留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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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西岸外的三座岛(Pulau Merambong, Pulau Merawang and Pulau Bajau) 已经跟新加坡本岛“接合”了。

位于新加坡海峡东人口处的白礁(Pedra Branca )也是属于新加坡领土的范围。

到底新加坡有多少座外岛?小学时上地理课时说的是55座,原来这统计数字不包括太小的珊瑚礁,其数目应该在70座以上。

建国后,因为发展的需要,展开的填土工程,将靠近本岛的小岛给连接起来,南部好几组岛屿也连成一片,一些地区为提升居住环境的设计品质,还有了人工岛的设计。于是新加坡本岛面积不断地扩大,外岛的数目也发生了变化。

我国外岛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可分为东北部,南部,西部与西北部等,南部又可再分为圣淘沙岛群、巴西班让岛群以及裕廊岛群,以下是几这几组在上世纪60-70年代,大规模填海工程展开之前的新加坡外岛图录:岛屿的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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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90年代海事图):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1/06/2013 页: 15 早报现在名采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呈上一个折子,”密保维新救时人才”,向光绪破格推荐了五名低官阶的官员。

这五个名字中,有四个是今天人们熟悉的: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对于第五人,徐致靖在”密保人才”折里这样写道: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

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帝首先召见了”密保人才”折中的两人——康有为和张元济。

百多年后的2013年,微风拂面的一天。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楼展廊里,73岁的张人凤先生停在康有为的肖像前,细细端详。良久,他回过头来,说:”康有为是祖父的朋友。”

张人凤的祖父,就是”密保人才”折中提到的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说到”张元济”这个名字,人们会想到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泰斗、商务印书馆的创馆期元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清末光绪年间的那股朝政变革巨流中,出身翰林的张元济曾跟维新派康、梁的名字连在一起。

  也许是凑巧吧?晚晴园也是本地唯一呈现”华文书业”的纪念馆,新加坡的商务分馆即是在张元济主持馆务时设立的。商务分馆那张泛黄照片,静静地挂在展馆的另一隅。隔着绵邈岁月的千山万水,藉着辛亥年的宏大叙事框架,一个戊戌年间的故事似也在无声地进行着。

1898年:”愧无良药进忠言”

戊戌年6月16日,黎明时分。31岁的六品官张元济,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的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他心里明白,按老祖宗的规矩,皇上只见四品以上的大臣;这次召见只有六品官阶的康有为和自己,看来皇上这回是真的下决心变法了。

不过,对”张元济”这个名字,光绪倒是有点印象的。甲午战败后,朝廷上下大受刺激。在读了康有为上书中的”自强雪耻”之策后,这位年轻皇帝萌生了读些在经、史、子、集之外的”新书”念头。在他亲笔开出的书单上,有一本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国学者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那时 “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那是一个集体启蒙的年代,连皇帝也不例外。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2

为皇上找书的事儿,就落在了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张元济身上。在那些日子里,张元济费尽心思四处寻书;可在百多年前的京城,要找新书,谈何容易!张元济只好深挖个人书筴,挪借于友人书斋,凑集一批、呈上一批;每次呈书,必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

晚年的张元济,仍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见皇上时的情景:光绪说话声音颇低,但语气和蔼,再三叫张元济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见皇上着意倾听,张元济于是大胆进言,提出当务之急有二,即翻译西文和”设馆储才”,因为无论是建铁路还是搞外交,中国都需要新学以及懂得新学的人才。

  张元济晚年时曾对儿子张树年说,自己一生见到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到光绪,张元济始终对这位皇帝抱有”知遇之情”。在他眼中,光绪固然”殊欠刚健”,但却不失为一名有力图革新志向的皇帝。张元济曾作一诗,记下这次君臣之间的谈话:

  微官幸得觐天颜,
  祖训常怀入告编,
  温语虚怀前席意,
  愧无良药进忠言。

著名的”戊戌变法”,在第103天走到了尽头。眼见谭嗣同等六人血洒刑场,康有为梁启超远走海外,一众大臣纷成阶下囚,张元济当时是什么心情,也就不难想见了。

  李鸿章倒是有一双识人之眼,把当时遭朝廷”革职,并永不叙用”的张元济,荐给了在上海主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两年多后的1903年,张元济加盟由夏瑞芳等人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并任所长。

1903年: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张人凤说,晚清官场少了一个张元济,成就了一个近代杰出的出版教育家——从朝廷步入民间,是张元济一生重要的转折。

  康有为和张元济,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翘楚人物;然而,相比于豪放大气、张扬恣肆的康有为,张元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他没有洋洋洒洒的谈话演说,也没有堆积等身的专门撰著,以致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此,要看张元济在近代中国自强图新的版图上的位置,惟有看他做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妨略举数例:

在专事”英才教育”的南洋公学,张元济渐渐悟到,中国的问题实则出在”民智过卑”,四万万人中受过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仅占人口千分之一;然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国人,也不过是”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于是,当商务创馆人夏瑞芳邀其入馆时,张元济与夏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3

在商务印刷馆,张元济请到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编制新课本和工具书,翻译逾百种西方小说名著,新创多种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当年商务生产的大量优质精神食粮中,不少到了今天都仍是华文知识食谱中的”启蒙主食”;

对张元济来说,出版校勘是平台,而”昌明教育”便是毕生要圆的心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加盟商务一年后即编制推出的新式课本——《最新教科书》,蔡元培曾誉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在南洋一隅的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堂出现在1905年,学堂的首批学生就直接受惠于来自中国上海的这套商务课本。此时离武昌革命成功尚有六年……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4

全心拥抱新学,并不意味着要舍弃旧学;正相反,张元济对中国传统典籍,可谓万般顾惜珍爱。在统筹全盘业务之余,老先生就做着自己最为擅长的工作——他专辟”涵芬楼”收藏善本古籍,而他对《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被学界称为”两项了不起的大工程”,”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古籍出版的最高水准”。

  张老先生一生没留下专著,可他在商务印书馆60余载的心血早已”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受他启蒙的海内外华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1910年:南洋槟榔屿晤”友人”

  1910年3月17日,张元济乘搭游轮自沪启程,赴欧美多地考察教育和出版印刷业。此行自3月到隔年1月,费时近一年。船每经一地,张元济都给上海的家人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文字简快明洁,记录了整个行程和重要事件。

4月3日,舟抵槟榔屿,张元济拜访了一位”友人”,两人把臂同游槟榔屿植物园——这名友人,就是在1898年去国、流亡海外已达12年的康有为。

  12年后的首次相见,两人有没有回顾变法维新那惊心动魄的”百日”?康有为当时仍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张元济的明信片上不便明言,惟文中”寓公”、”友人”之所指,知情人当可读懂一二吧:

  ”槟榔屿故隶暹罗……,今其地已割于英。暹罗固失其主权,而土酋亦仅作寓公,寄人篱下矣。小屋数缘,栖迟海畔。余(我)驱车过其门前,友人指以示余,为之欷歔不止。”

  说到张、康之间的情谊,虽张元济从不属康、梁内圈人物,他对康有为一直怀有尊崇之情。有人说这是”同沐皇恩,效命新政”的特有情谊,也不无道理;然从张元济《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中所录一诗来看,维持这种情谊的纽带,更是他对”晚清书生报国”情怀的不弃: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要知道,写此诗之时,已是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的1952年了。

变法:一幅壮丽的画卷,一个启蒙的座标

  纪念馆里,与康有为肖像并排而列,是邱菽园西装楚楚的半身像。张人凤在整理祖父的资料时,曾经见过两人之间的通函一纸,内容说的是邱菽园赠予张元济的一部诗集。人称”南洋第一诗人”的邱菽园,为”当年名士,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他当年赠给张元济的,究竟是哪一部诗集呢?张元济来南洋的那年,两人可曾晤面?

张人凤说他常来新加坡,为的是看望在狮城落户已近20年的女儿一家;每次来新,也必会上图书馆、博物馆去查找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足迹,惟目前尚未找到他跟邱菽园交往的更多资料。”听说国家图书馆接下来会推出一个邱菽园展览,也许借此找到两人往来的更多文献资料。”张人凤微笑着说,声音中是满满的期待。

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b1

邱菽园是本地唯一的举人,1898年进京会试时恰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1200名参与签名的举人中就有邱菽园的名字;而变法事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幸得邱菽园接济,亦是本地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黯然于历史的邱菽园》一文中,本地学者李元瑾则提醒人们,在纪念本地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的革命事业时,可别忘了”他们是如何受惠于导师邱菽园的启蒙和开路。”

晚晴园故事主角之一陈楚楠,晚年曾回忆当年”启蒙之师”邱菽园:

  ”兄弟与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为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智识。”
  这群年轻人当年也参加了由邱菽园、林文庆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维新活动,”直至1900年自立军失败和义和团事变后,才转向革命”。

  ……
百年仰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013年张人凤在狮城对祖父张元济和他同辈人的回忆,让今人百年回望的视野,从狂风扫落叶般的辛亥年,向着更远更深的所在延伸开去,回到同样惊心动魄的戊戌年。

学者张鸣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这幅壮丽的变法画卷,也是一个启蒙座标。然而,启蒙的印记,常常埋在层层叠叠的历史皱褶之下 ,容易被后来的更宏大的叙述所隐掩。

此时,听听胡适如何评价戊戌年另一位启蒙之师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1912年秋天,”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十余年的梁启超返国。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意及世界大势者,皆梁任公之赐。……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乳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这番话,是对启蒙之师梁启超的一次致敬,也是对戊戌年前后许许多多曾令后人受惠、但后人对其一无所知的启蒙之师们的一次致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见他们抖抖身上的蒙尘,一个个从历史的层层皱褶中走了出来,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张元济、邱菽园、林文庆,还有更多更多……

是的,他们当中,有的后来转而倡导革命,有的依然笃信君主立宪,各自或赢掌声、或得骂名;惟百多年前的思想启蒙光辉,曾寓”自强雪耻”之策之中,曾基”昌明教育”理念之上,一直耀亮着中国近代的百年之路,不曾因时势潮变而有一丝褪减。

  如是,辛亥年的故事,当可从戊戌年前后说起吧?毕竟,中国近代第一声发聋振聩的求变之音,响在更早的戊戌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