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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不同酬再思考(繁)

By , December 18, 2012 9:01 am
SMRT公司中國籍巴士司機非法罷工,引發海外輿論對新加坡“同工不同酬”制度的關注。當中有反對者提出,這一制度違反國際勞工慣例、傷害勞動者權益。中國商務部日前針對這起“勞資糾紛事件”發表聲明,要求中國外勞中介在輸出勞工時必須確保和當地其他外勞同工同酬,這一要求將如何改變新加坡引入中國勞工的情況,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環顧兩岸三地,最慎用外勞並且堅守同工同酬的地方,非台灣莫屬。有數據顯示,新加坡外勞人數佔新加坡人口高達45.6%,是台灣的23倍。1989年之前,台灣不開放低技術外勞進入勞動市場,並且嚴格管制其他類別的外勞。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台灣對引進外勞的需求越來越高,非法外勞問題也越來越嚴重。1989年,當局推動14項建設時面臨勞工短缺,才以專案方式正式引進第一批低技術外勞。
台灣目前將當地人較不願從事的“辛苦、骯臟、危險(取自日文Kitsui、Kitanai、Kiken)”的3K行業,分出五級外勞核配比例上限,最高以40%為上限。法律明文規定聘雇外國人工作必須先保障台灣人的工作權,“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為了証明雇主雇用外勞是因為缺工,而不是貪圖便宜勞力,雇主雇用外勞必須先申請許可,每雇一名外勞還須繳交就業安定費。外勞的基本薪資向來也和本地勞工一致。
當前,台灣政府為了促進投資,積極鼓勵海外台商回台投資,而許多台商在考慮是否回流時,都表達了對勞工短缺問題的關切。對此,當局日前宣布大幅鬆綁現有產業雇用外勞比率的法令限制。此外,當局也有意將外勞與本勞最低工資“脫鉤”,變成“同工不同酬”。行政院長陳沖今年9月在立法院被問及相關問題時就指出,如果台灣不脫鉤,將難以吸引台商考慮回流,等於是讓雇主到國外“脫鉤”,把就業機會帶出國外。
但行政院屬下的勞工委員會卻主張基本工資不能脫鉤。前勞委會主委王如玄認為台灣面臨勞工短缺,除了台灣人不願意做,也因為勞動條件太差。她舉例說,台灣年輕人要去澳大利亞打工,是因為在那裡打工一個月可以賺十萬台幣,在台灣隻能賺基本工資,認為與其鬆綁外勞,不如為勞工加薪。反對脫鉤的團體擔心外勞薪資一旦低於基本工資,企業將競相追逐最低勞動成本,付給台灣勞工合理工資的意願進一步降低,使貧窮現象惡化。
這些團體也認為,政府以外勞基本工資脫鈎作為吸引企業回流的策略,根本難以吸引“優質企業”,隻能拉回勞力密集企業,這將導致台灣產業降級,國際競爭力弱化。也有人指脫鈎違反國際公約的“同工同酬”基本人權價值,一旦外勞基本工資脫鈎,台灣將違背自己在國際上的信用與承諾。
新加坡沒有法定最低工資,因此也沒有所謂外勞工資與最低工資“脫鉤”的問題。對於旗下巴士司機同工不同酬,資方SMRT的解釋是:中國籍客工與馬來西亞籍客工不同,他們是合約工人,由SMRT提供住宿、水電費,及每天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安排。與台灣向來的考量不同,新加坡引進外勞,替資方降低勞工成本以改進本國營商環境,吸引更多投資的目的顯見。但新加坡一直保持低失業率,領導人也多次強調引進外勞是為了發展經濟,讓新加坡人受惠。
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秘書長林瑞生日前指出,同工同酬的做法不夠靈活。在決定外籍員工的薪酬時,外籍員工家鄉的生活費、在本地逗留的時間以及各自技能都應是決定因素。這些因素對台灣至今懸而未決的外勞鬆綁爭議或許具有參考作用。但台灣社會經過多番討論,從外勞鬆綁爭議衍生出來對尊嚴、公平和正義的思考復雜而深刻,新加坡如果能嘗試去進一步了解,應該也能獲益不淺。
SMRT公司中國籍巴士司機非法罷工,引發海外輿論對新加坡“同工不同酬”制度的關注。當中有反對者提出,這一制度違反國際勞工慣例、傷害勞動者權益。中國商務部日前針對這起“勞資糾紛事件”發表聲明,要求中國外勞中介在輸出勞工時必須確保和當地其他外勞同工同酬,這一要求將如何改變新加坡引入中國勞工的情況,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環顧兩岸三地,最慎用外勞並且堅守同工同酬的地方,非台灣莫屬。有數據顯示,新加坡外勞人數佔新加坡人口高達45.6%,是台灣的23倍。1989年之前,台灣不開放低技術外勞進入勞動市場,並且嚴格管制其他類別的外勞。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台灣對引進外勞的需求越來越高,非法外勞問題也越來越嚴重。1989年,當局推動14項建設時面臨勞工短缺,才以專案方式正式引進第一批低技術外勞。

台灣目前將當地人較不願從事的“辛苦、骯臟、危險(取自日文Kitsui、Kitanai、Kiken)”的3K行業,分出五級外勞核配比例上限,最高以40%為上限。法律明文規定聘雇外國人工作必須先保障台灣人的工作權,“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為了証明雇主雇用外勞是因為缺工,而不是貪圖便宜勞力,雇主雇用外勞必須先申請許可,每雇一名外勞還須繳交就業安定費。外勞的基本薪資向來也和本地勞工一致。

當前,台灣政府為了促進投資,積極鼓勵海外台商回台投資,而許多台商在考慮是否回流時,都表達了對勞工短缺問題的關切。對此,當局日前宣布大幅鬆綁現有產業雇用外勞比率的法令限制。此外,當局也有意將外勞與本勞最低工資“脫鉤”,變成“同工不同酬”。行政院長陳沖今年9月在立法院被問及相關問題時就指出,如果台灣不脫鉤,將難以吸引台商考慮回流,等於是讓雇主到國外“脫鉤”,把就業機會帶出國外。

但行政院屬下的勞工委員會卻主張基本工資不能脫鉤。前勞委會主委王如玄認為台灣面臨勞工短缺,除了台灣人不願意做,也因為勞動條件太差。她舉例說,台灣年輕人要去澳大利亞打工,是因為在那裡打工一個月可以賺十萬台幣,在台灣只能賺基本工資,認為與其鬆綁外勞,不如為勞工加薪。反對脫鉤的團體擔心外勞薪資一旦低於基本工資,企業將競相追逐最低勞動成本,付給台灣勞工合理工資的意願進一步降低,使貧窮現象惡化。

這些團體也認為,政府以外勞基本工資脫鈎作為吸引企業回流的策略,根本難以吸引“優質企業”,隻能拉回勞力密集企業,這將導致台灣產業降級,國際競爭力弱化。也有人指脫鈎違反國際公約的“同工同酬”基本人權價值,一旦外勞基本工資脫鈎,台灣將違背自己在國際上的信用與承諾。

新加坡沒有法定最低工資,因此也沒有所謂外勞工資與最低工資“脫鉤”的問題。對於旗下巴士司機同工不同酬,資方SMRT的解釋是:中國籍客工與馬來西亞籍客工不同,他們是合約工人,由SMRT提供住宿、水電費,及每天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安排。與台灣向來的考量不同,新加坡引進外勞,替資方降低勞工成本以改進本國營商環境,吸引更多投資的目的顯見。但新加坡一直保持低失業率,領導人也多次強調引進外勞是為了發展經濟,讓新加坡人受惠。

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秘書長林瑞生日前指出,同工同酬的做法不夠靈活。在決定外籍員工的薪酬時,外籍員工家鄉的生活費、在本地逗留的時間以及各自技能都應是決定因素。這些因素對台灣至今懸而未決的外勞鬆綁爭議或許具有參考作用。但台灣社會經過多番討論,從外勞鬆綁爭議衍生出來對尊嚴、公平和正義的思考復雜而深刻,新加坡如果能嘗試去進一步了解,應該也能獲益不淺。

● 明永昌

(刊於2012年12月18日 聯合早報)
121218

資訊泛濫的求知路

By , October 2, 2012 11:30 pm
最近在閱讀我的大學老師勞悅強教授新著作《菜頭粿》,第一章提到在這個全球化時代,資訊越發達,越普遍,人類對知識的來源反而越不重視,越不講究。世人大多混淆資訊和知識,似乎把所有印刷在紙面上的文字,或顯現在電腦屏幕上的資訊都視為知識。
環顧中、港、台和新馬兩地,資訊與知識不分的現象都十分普遍。以香港為例,許多正在求學的年輕人,每天上網閱覽各種資訊所花的時間比讀 書吸取知識還長。在他們的面簿(Facebook)社交圈裡,無論是反國民教育、反“蝗虫”、反“雙非”、反高鐵、反對“西環治港”、反對“地產霸權”、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維港填海,或支持“佔領中環”行動、打著龍獅旗爭取香港“城邦自治”,還是一些政治團體和成員的Facebook專頁,他們都 會按“贊”表關注,並且留言和轉發相關內容。
而在香港的教育理念重視培養學子獨立思考能力的今天,許多課業同樣要求學生上網找資料,然后根據資料發表自己的看法。例如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日前就在其Facebook上貼了一份看似學校作業的照片,作業題目就要求學生上網找出黃之鋒的背景資料,再就“如果要你為某一理念堅持自己的立 場,那會是什麼?”、“為了堅守這一理念,你准備付諸什麼行動?”等問題作答。
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許多港人不滿大陸孕婦赴港產子,又質疑中聯辦干預特區政府施政,認為特區政府急於建高鐵、推行國教、發展新界東北 等,都是受到中央要求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的壓力。而一些香港媒體因為有中資背景,或為了換取拓展大陸市場的便利,近年來的立場趨向親中。這些變化都讓許 多港人擔心,如果不站出來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名存實亡。
所謂時勢造英雄,以香港當前這樣的“時勢”,如果讓年輕人選出一位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相信非黃之鋒莫屬。這個15歲的中四學生 多次號召香港市民游行集會,要求港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雖然也有人質疑他是受他人唆擺參與社運、是政客為選舉等政治目的而搬 出的棋子,但社會對黃之鋒的評價普遍正面,例如佩服他的能力和勇氣,稱贊他熱心社運又能兼顧學業,認為他這樣關心社會在同齡中相當難得。
但我好奇的是,為什麼幾乎聽不到有香港教育工作者對孩子過早參加社運影響學習,乃至他們在參加社運的過程中使用激烈言語或行為表達關 切。因為在我看來,雖然港人反對國民教育,憂慮它淪為“洗腦”教育有其理由,但參加反國教運動的年輕人,他們的表現也不是無可非議的。例如當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在接受電視訪問中激動落淚時,黃之鋒便一口斷定對方是因為礙於中央壓力,也因違背良心賭上政治前途而落淚。當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邀請黃之鋒在政 府總部公開辯論國民教育問題時,他不但拒絕受邀,還質疑對方動機。而當政府表示教育局會成立委員會,就國民教育問題向當局提供意見,黃之鋒又拒絕加入,表 示不會“與狼共舞”。
難道這就是前面提到的作業題目所要引導的學生思考,為了堅守理念應該付諸的行動?香港教育界對於這種行為持什麼立場?在這個資訊發達的 時代,面對一個偏重功利實效的教育制度和許多不假思索就認為網上的資訊即是知識的學生,身為老師的會如何教育學生待人處事,指引他們走向正確方向?在上述 《菜頭粿》一書中,勞悅強教授擔心,如果資訊與知識不分,老師和網頁又沒不同,隻懂得教學生書本上的知識,不能替學生解決人生的困惑,如何得到學生尊敬? 一旦學子因此對學問本身的價值和意義發生疑問,從而棄學,最終養成對人生一種虛與委蛇、玩世不恭的態度,那麼,一個時代的風氣將有可能日趨澆漓,而民風的 善惡厚薄也將由此日漸轉移。
最近在閱讀我的大學老師勞悅強教授新著作《菜頭粿》,第一章提到在這個全球化時代,資訊越發達,越普遍,人類對知識的來源反而越不重視,越不講究。世人大多混淆資訊和知識,似乎把所有印刷在紙面上的文字,或顯現在電腦屏幕上的資訊都視為知識。

環顧中、港、台和新馬兩地,資訊與知識不分的現象都十分普遍。以香港為例,許多正在求學的年輕人,每天上網閱覽各種資訊所花的時間比讀 書吸取知識還長。在他們的面簿(Facebook)社交圈裡,無論是反國民教育、反“蝗虫”、反“雙非”、反高鐵、反對“西環治港”、反對“地產霸權”、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維港填海,或支持“佔領中環”行動、打著龍獅旗爭取香港“城邦自治”,還是一些政治團體和成員的Facebook專頁,他們都會按“贊”表關注,並且留言和轉發相關內容。

而在香港的教育理念重視培養學子獨立思考能力的今天,許多課業同樣要求學生上網找資料,然后根據資料發表自己的看法。例如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日前就在其Facebook上貼了一份看似學校作業的照片,作業題目就要求學生上網找出黃之鋒的背景資料,再就“如果要你為某一理念堅持自己的立 場,那會是什麼?”、“為了堅守這一理念,你准備付諸什麼行動?”等問題作答。

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許多港人不滿大陸孕婦赴港產子,又質疑中聯辦干預特區政府施政,認為特區政府急於建高鐵、推行國教、發展新界東北 等,都是受到中央要求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的壓力。而一些香港媒體因為有中資背景,或為了換取拓展大陸市場的便利,近年來的立場趨向親中。這些變化都讓許 多港人擔心,如果不站出來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名存實亡。

所謂時勢造英雄,以香港當前這樣的“時勢”,如果讓年輕人選出一位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相信非黃之鋒莫屬。這個15歲的中四學生 多次號召香港市民游行集會,要求港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雖然也有人質疑他是受他人唆擺參與社運、是政客為選舉等政治目的而搬出的棋子,但社會對黃之鋒的評價普遍正面,例如佩服他的能力和勇氣,稱贊他熱心社運又能兼顧學業,認為他這樣關心社會在同齡中相當難得。

但我好奇的是,為什麼幾乎聽不到有香港教育工作者對孩子過早參加社運影響學習,乃至他們在參加社運的過程中使用激烈言語或行為表達關 切。因為在我看來,雖然港人反對國民教育,憂慮它淪為“洗腦”教育有其理由,但參加反國教運動的年輕人,他們的表現也不是無可非議的。例如當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在接受電視訪問中激動落淚時,黃之鋒便一口斷定對方是因為礙於中央壓力,也因違背良心賭上政治前途而落淚。當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邀請黃之鋒在政 府總部公開辯論國民教育問題時,他不但拒絕受邀,還質疑對方動機。而當政府表示教育局會成立委員會,就國民教育問題向當局提供意見,黃之鋒又拒絕加入,表示不會“與狼共舞”。

難道這就是前面提到的作業題目所要引導的學生思考,為了堅守理念應該付諸的行動?香港教育界對於這種行為持什麼立場?在這個資訊發達的 時代,面對一個偏重功利實效的教育制度和許多不假思索就認為網上的資訊即是知識的學生,身為老師的會如何教育學生待人處事,指引他們走向正確方向?在上述 《菜頭粿》一書中,勞悅強教授擔心,如果資訊與知識不分,老師和網頁又沒不同,隻懂得教學生書本上的知識,不能替學生解決人生的困惑,如何得到學生尊敬? 一旦學子因此對學問本身的價值和意義發生疑問,從而棄學,最終養成對人生一種虛與委蛇、玩世不恭的態度,那麼,一個時代的風氣將有可能日趨澆漓,而民風的善惡厚薄也將由此日漸轉移。

● 明永昌

“洗腦”與“激進”

By , September 11, 2012 11:59 pm
“洗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如果說反對者是被英國殖民地教育或西方意識形態洗腦,自己也陷入同樣的問題。至於那些指香港資訊流通、傳媒發達,學校隻是學生接收資訊和接受教育的管道之一,因此無需擔心被洗腦的人,則難以對家長為何要讓孩子在學校接受“洗腦”教育,再寄望學校以外的環境確保孩子不會被洗腦的問題,給予令人滿意的答案。果真如此,不是呼應了一些人的主張,干脆撤回國民教育科更好嗎?
對於採取絕食和罷課的手段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些人認為是激進的做法,是把國民教育的商量余地堵死,缺乏民主包容精神。更有人指責一些政黨鼓勵學生絕食和罷課,以制造悲情,為的是刺激港人的情緒,在立法會選舉中為自己拉抬選情。
但一些罷課學生表示,採取激進方式是政府所迫,因為不管是數萬人上街游行、還是在政府總部前集會,或是發起聯署、在報章刊登廣告等,都無法使政府改變政 策。美國社會學者孔誥烽則進一步指出,今天在香港媒體和學者口中的“激進”政黨發動的“激進”行為,如拉布和公投,其實隻是世界各地議會政治的常態。這些 “激進”行動在香港受到越來越多支持,隻是香港從一個不正常的保守社會常態化的一個體現而已。
由此可見,何謂“洗腦”、何謂“激進”, 其實都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反洗腦”的表面標簽含義是正面的,反洗腦就代表正義良知,但打著“反洗腦”旗幟反對國民教育的人,是否都言行正確?“激進”表面上是負面的,但激進的說法合理性的界限在哪裡?雖然在長達兩個月的國民教育科爭議中,這兩個詞經常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香港社會 對國民教育的看法,但大部分人都隻是籠統模糊地使用,鮮少對這兩個用語多作思考和分析。
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宣布就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政策作出四項重大修訂,包括取消三年開展期限制,及由學校自決是否開展科目及如何開展等,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撤離政府總部,持續數月的風波暫時得到平息。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隨后表示“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而教育局則表示會馬上落實相關政策的修改工作。
一直強調“聽民意”的新一屆香港政府,如何制訂出一套讓大部分港人都滿意的國民教育,不但考驗著港府的政治智慧,也考驗著整個香港社會的公民素質和責任感。
● 明永昌
關注近來香港國民教育爭議的人,應該不會對“洗腦”和“激進”這兩個詞感到陌生。許多反對引入國民教育科的人,批評國民教育是洗腦教育。但也有不少人批評,堅決要求港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激進的做法。

批評國民教育洗腦的人大致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任何形式的國民教育都是洗腦教育,因此堅決要求港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也有另外一派隻是針對已出台的 國民教育科教綱和教科書,認為內容有洗腦成分。如果政府能夠重新編制教綱和教科書,他們是有可能轉而支持實行國民教育的。

“洗腦”一詞出自韓戰,由於美國戰俘回國后竟然一反常態地為共產主義宣傳,衍生“洗腦”一詞。“洗腦”的一般定義是通過各種手段來改變一個或者一群人的信仰或者行為。與宣傳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洗腦具有強制性,長期性和非對稱性,即有阻止被游說者接觸對立消息的特點。

被洗腦的人是不會認為自己被洗腦的,就像喝醉酒的人不但堅持自己沒醉,還堅稱別人醉了。因此,批評國民教育是洗腦就不得不面對一個難題:假如一個國民教育的反對者堅定地認為國民教育是洗腦的,那麼他一定堅信自己是沒被洗腦的,但被洗腦的人是不可能知道並自認自己也被洗腦。

而支持國民教育的人,如果說反對者是被英國殖民地教育或西方意識形態洗腦,自己也陷入同樣的問題。至於那些指香港資訊流通、傳媒發達,學校隻是學生接收資訊和接受教育的管道之一,因此無需擔心被洗腦的人,則難以對家長為何要讓孩子在學校接受“洗腦”教育,再寄望學校以外的環境確保孩子不會被洗腦的問題,給予令人滿意的答案。果真如此,不是呼應了一些人的主張,干脆撤回國民教育科更好嗎?

對於採取絕食和罷課的手段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些人認為是激進的做法,是把國民教育的商量余地堵死,缺乏民主包容精神。更有人指責一些政黨鼓勵學生絕食和罷課,以制造悲情,為的是刺激港人的情緒,在立法會選舉中為自己拉抬選情。

但一些罷課學生表示,採取激進方式是政府所迫,因為不管是數萬人上街游行、還是在政府總部前集會,或是發起聯署、在報章刊登廣告等,都無法使政府改變政策。美國社會學者孔誥烽則進一步指出,今天在香港媒體和學者口中的“激進”政黨發動的“激進”行為,如拉布和公投,其實隻是世界各地議會政治的常態。這些 “激進”行動在香港受到越來越多支持,隻是香港從一個不正常的保守社會常態化的一個體現而已。

由此可見,何謂“洗腦”、何謂“激進”, 其實都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反洗腦”的表面標簽含義是正面的,反洗腦就代表正義良知,但打著“反洗腦”旗幟反對國民教育的人,是否都言行正確?“激進”表面上是負面的,但激進的說法合理性的界限在哪裡?雖然在長達兩個月的國民教育科爭議中,這兩個詞經常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香港社會對國民教育的看法,但大部分人都隻是籠統模糊地使用,鮮少對這兩個用語多作思考和分析。

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宣布就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策作出四項重大修訂,包括取消三年開展期限制,及由學校自決是否開展科目及如何開展等,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撤離政府總部,持續數月的風波暫時得到平息。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隨后表示“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而教育局則表示會馬上落實相關政策的修改工作。

一直強調“聽民意”的新一屆香港政府,如何制訂出一套讓大部分港人都滿意的國民教育,不但考驗著港府的政治智慧,也考驗著整個香港社會的公民素質和責任感。

● 明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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