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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然中的孔子——劳悦强

By , April 23, 2010 10:37 pm

想当然中的孔子
劳悦强

  孔子是什么?伟达先生在《孔子是什么?》一文中提出如此的一个重要问题(见4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我的答案是:孔子是一个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的历史人物。
  伟达先生说:“现代人认识孔子不妨采取分析的态度,从三个层面加以入手:哲学孔子、政治孔子、心灵孔子,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孔子及其学说的特色、影响和局限。”
  要了解事实真相自然需要分析,而分析的方法尽可以多元。然而,分析必须言必有据,否则所谓分析,很容易便流为信口雌黄,不但无助于公众认识客观事实,反而会混淆视听,弄巧反拙。
  要从“哲学”、“政治”、“心灵”三方面来认识孔子未尝不可,而且从方法上来说,也有一定的见地;问题是,光有食谱,没有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伟达先生的大文除了断章取义以外,论断毫无文献证据,语意不清而推理又不合逻辑,他对孔子的看法自然难免读者的质疑了。从撰作而言,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报刊文章符合学术论文的标准,但说话要有证据,恐怕是任何负责任的言论都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
  伟达说,“由于孔子教育人的目的过于‘社会化’,同时促成了‘学而优则仕’那样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误区。”不知何谓“过于社会化”?过与不过,如何判别?也不知孔子有些什么言论,足以证明他提倡的教育会让学生“过于社会化”?“学而优则仕”到底是什么意思?此语在《论语》原文中紧接“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两句话先后有序,大有深意。而话中的“优”字,一般人都望文生义,误解为“优异”的意思,伟达先生恐怕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学而优则仕”就是“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误区”?用今天的话讲,大学生当公务员从政就是“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吗?
  伟达又说:“孔子相信‘上智下愚’,即掌权者有智慧;而普通人是愚昧的,所以必须令其守规矩。由此,也就有了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观点。后代儒学又依此发展出‘刑不上大夫’等原则。”他以法官的口吻,一口气宣判了孔子好几条严重的罪状。
“上智下愚”非政治论述
  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原意指人的聪明不等,有“上智”与“下愚”之别,这两类禀赋特殊的人,在学习上有难以改变的情况。孔子言外之意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凭藉教育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可惜孔子对学生这番切合人情又充满教育热忱的勉励,在伟达先生的想象中变成了愚民的政治哲学。“掌权者有智慧;而普通人是愚昧的”,这样不可思议的说法,显然不过是伟达先生对号入座,把他想当然的孔子思想,强加于孔子本人的言论。至于他误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语,又不知“刑不上大夫”的制度早在孔子出生以前已经实行,以及文中其他诸多类似的无根之谈,就不能在此一一细辨了。
  一言蔽之,伟达先生尽管尝试从“哲学”、“政治”、“心灵”三方面来认识孔子,但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政治的孔子”。
  “政治孔子”指的应该是在政治界活动的孔子,但伟达先生所见的却是“政治的孔子”。也就是说,他把孔子彻底政治化了。他说:“孔子‘从心入手’的目的毕竟不是鼓励自主选择,而更多是为培养主动地遵从。孔子不否认制度的强化力量能使社会稳定,但更主张官员和百姓的心灵认知与主流统治价值自觉接轨,即所谓‘以德治国’。”“心灵孔子”忽然变脸,人心顿成政治。
  显然,不管孔子谈哲学也好,谈教育也好,谈“心灵”也好,结果都殊途同归,就是“政治的孔子”。伟达先生总结说:“孔子的政治价值观及主张明显是相当落伍的,因为他对人民的权利和力量,个体的自由解放,及人的发明探索能力等,很少认知和重视”。“政治的孔子”最终“使得封建传统成为中国文化长期的“集体无意识”。
  伟达先生的结论没有一项基于证据,没有一项经得起推敲。他的说法并不新鲜,百多年来误解孔子的人一直都如此控诉。唯一不同的是,伟达先生的言论反映的是当代许多中国人谈论传统文化时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陋习和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伟达先生似乎颇为推许,然而,比起当时革旧求新的一代,当今的新世代看来是每况愈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去批判孔子,而今天大多数人谈论的只有自己想当然中的孔子。
  历史中的孔子仍然寂寞地长埋在历史里。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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